文化研究学科化即末途之旅.docVIP

文化研究学科化即末途之旅 引言 对中国的文化研究学者而言，2008年堪称是一个 具有特殊意义的年份，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即《热风 学术》的创刊，抑或说中国的文化研究有了 “一扇属 于自己的窗”。在为庆祝《热风学术》第一辑面世召开 的“文化研究的可能性”研讨会上，与会者围绕文化 研究的学科化等问题各抒己见，赞成者有之，反对者 亦有之，不免让人想起文化研究精神领袖斯图亚特？ 霍尔(Stuart Hall)对文化研究源头伯明翰大学当代文 化研究中心(CCCS)的记忆“我对伯明翰的主要记忆 是争吵、辩论、争执、人们离开房间。它始终与自己 从中脱胎而出的理论范式与自己力图改造的具体研究 和实践处于一种临界关系之中。” [1]然而，在数年之 后的今天，透过“第二届热风学术青年论坛文 化研究的教学”与会者的发言，以及戴锦华、王晓明、 许宝强等华语界知名文化研究学者的嘉宾点评，我们 不难发现，文化研究的学科化问题依旧“与自己从中 脱胎而出的理论范式与自己力图改造的具体研究和实 践处于一种临界关系之中”，再次证明了 “文化研究并 非是一种结果；它从来就不是一种结果”。⑵联想到 文化研究在中国的20年左右的发展历程，我们不禁要 问，文化研究的教学何以在今天成为一个问题？或者 说为什么我们今天要接着谈文化研究的学科化？仅仅 因为文化研究难以定义且拒绝被定义，迄今尚无清晰 的学科界限吗？ 反对的杂语 在新时期漂洋过海来到中国的各种西方理论或者 思潮中，文化研究可谓姗姗来迟；直到大众文化已然 大行其道地在中国发挥着意识形态书写功能的20世 纪90年代，人文学者们才发现唯一在欧美已经成为显 学而国内尚无系统介绍的文化研究，认识到无论对于 学院知识生产，还是对于谋取话语权的学术政治，它 都非常重要。也就是说，文化研究在1995年前后的被 引进，不仅关乎我们旨在从学理上对新时期的新现象、 新问题做出解释、分析和批判，或许更重要的是，联 系着已然遭遇边缘化的人文学者的这样一种希冀借 助文化研究形塑一种“别样”未来，夺回自己的中国 文化启蒙者或者建构者地位。所以，被引进的文化研 究旋即获得了大批拥崑，不期然间引发了文学研究的 文化转向。文化研究通过对“日常生活”的强调，有 效地拓展了文学批评家、理论家的研究视野，尤其是 在文艺学和当代文学领域；之前被忽视甚至边缘化的 东西渐次登上了文学研究、文学批评的殿堂，改变了 文学研究、文学理论的既有格局。借用华勒斯坦的话 来讲，对文学研究者而言，“文化研究使对于当前的社 会和政治舞台的关注具有了合法性”。⑶文化研究因 此获得了准学科地位，但同时遭到了 “大而不当”的 诟病“不少文学理论研究者投身文化研究，关注大众 文化，研究影视、音乐、广告、传媒以及时装、波鞋 之类日常生活文化现象……这种越界出走，作为个体 的选择，难以厚非；但若成为一种集体无意识，显然 已是谋求文化霸权的病态或变态发作。”⑷对此，著 名文学理论家童庆炳教授不无忧虑地指出:“文化研究 并不总是以文学为研究对象，甚至完全不以文学为研 究对象。可以（说）在更多的情况下，文化研究或者 文化批评往往是一种社会学的、政治学的批评，其对 象与文学无关，纯粹在那里讲阶级斗争、性别冲突和 种族矛盾。”⑸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前文提到的“文 化研究的可能性”研讨会收获了不少质疑和反对之声, 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包括上海师范大学教授薛毅所 言一一“从外围来做的研究更有意思。如果是我的孩 子，我更愿意把他送到文学系里面，而不是专门学文 化研究”，以及复旦大学教授吕新雨所言一一“文学不 能放，文学中，我们已经放掉了很多”。[6] 纵观文化研究的历史，批评或反对之声的出现与 存在可谓不足为奇，或许是因为误读，或许是为了抢 夺资源；在中国尤其如此。在一些中国学者看来，“虽 然它（文化研究）与人们曾经耳熟能详或纯熟操练过 的文学的社会历史批评（研究）或曰意识形态批评（研 究）在功能上没有太大差异，却免不了如同高档球鞋 因为有了一个波鞋’的洋名儿而身价倍增那样，令 人感觉迥异，爱恨莫名。……这一思潮已迫不及待地 在文学理论界流行了起来，时尚的荣辱风险，不免如 影随形。” [7]这方面的一个典型例子是一篇题为“走 出文化研究的困境”的文章。一如其标题所暗示 的，文章旨在为中国文化研究的困境一一文化理论研 究与文化批评实践的脱节一一把脉献策，因此颇具眼 缘，但令人遗憾的是，文章 显然是在以非学理的 口吻谈论文化研究，一如这样的观念所暗示的“因为 现在看来，文化研究不是一个理论问题，也没有什么 了不起的理论深度。”“其实，伯明翰学派的立论和方 法不就那么几个点吗？ ”⑻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文章 在论及“带有距离感的审视”时，不但没有“带 有距离感”地审视“著名的西方学者”特里?伊格尔顿， 而且有意识地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