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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运用举例 史学的发展是从远古的口述史学、古代的叙事史学,到近代的分析史学,再到现代的系统史学的演进过程。古代史学是一种叙事史学,对于理论的分析和综合并不擅长,其最基本工作便是“修史”,表现为历史记述的连贯性和叙事方式的丰富性。从黄帝到宣统的历史,均记录在册,历代相续,源流清晰;从编年体到纪传体,从典章制度体到纪事本末体,均为叙事方式的变化和发展。古代叙事史学既以记述为其特征,那么时代对它最大的要求就是记事的真实性;同时,古代史学的主题取向于政治,造成记事的求真性与政治的实用性的相遇、相克和相成,使“直书—曲笔”问题显露出来,构成古代史学内在的基本矛盾,成为史学的核心和时代的焦点。 “春秋笔法”在传统史学的核心地位 历史上,左丘明发微探幽,最先对这种笔法作了精当的概括: “《春秋》之称,微而显,志而晦,婉而成章,尽而不汙,惩恶而劝善,非贤人谁能修之?” “春秋笔法”理论的形成过程 译文:《春秋》的记述,用词细密而意思显明,记载史实而含蓄深远,婉转而顺理成章,穷尽而无所歪曲,警诫邪恶而褒奖善良。如果不是圣人谁能够编写? 到了西汉,一代大儒董仲舒在他的代表作《春秋繁露》中,第一个结合《春秋》实例解说了这种笔法。这是一大进步。通过这样演绎,这种表现技巧具有了直观性和可操作性。只是董仲舒囿于汉初学术研究的陋习,行文多附会阴阳五行之说,因而后代不少学者把《春秋繁露》界定为哲学著作,也使得“春秋笔法”被蒙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 最终完成“春秋笔法”普及工作的是晋代的杜预。他是唐代大诗人杜甫的十三世祖,武功卓著,学识渊博,很受杜甫的景仰。他彪炳后世的著作是《春秋左传集解》,此书的学术价值极高,直到今天也属于有关学者的主要参考文献。他在序言中,根据《左传》的论述,结合《春秋》的实例,逐条加以解说,把这种表现技巧从经院哲学中解放出来,让他成为民众表达思想,沟通感情的利器,从此我们汉语的表现手法变得更加丰富多彩。 “春秋笔法”的原则体例及运用举例 “微而显”,是“春秋笔法”的第一个原则。 杜预在《春秋左传序》中解释为:“文见于此,而起义在彼。” “微而显”的含义有两层意思:1、史官记述的文辞在于这个层面,而他要表达的意思却在另一个层面;2、叙述语句虽简洁而精炼,但它所表达的另一层意思,却是人见人知。 例一:《国语·吴语》记公元前494年,吴越夫椒之战,越国战败,越王勾践退保都城会稽,听从文种的计谋,派大夫诸稽郢向吴国卑辞求和,而“吴王乃许之,荒成不盟。”作者仅“荒成不盟”(指仅仅讲和而未订立盟约)四个字,就写出了吴王的骄傲自大,缺乏政治远见,急于想北上陈兵黄池,与晋国争为中原霸主,没有考虑吴越不两立的地理环境和历史现实,为以后姑苏之战越国灭亡吴国埋下了伏笔。 例二:在中学教材《廉蔺列传》的“完璧归赵”一节中,全部是以“相如”相呼,但独只一句“引赵使者蔺相如”出现了姓氏。别小瞧了这一“蔺”字,这就是“春秋笔法”。在中国,如何称呼人,加不加姓氏,每个人都心知肚明。太史公在叙事时不忘刻画人物,这一“蔺”字写尽了秦王前倨后恭,急切想获得玉璧的心态,胜过了千言万语。 例三:中学教材《改造我们的学习》的第一部分,毛泽东写到:“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一百多年来,其优秀人物奋斗牺牲,前仆后继,探索救国救民的真理,是可歌可泣的。” 从文章脉络看,作者这里通过这一百多年来优秀人物的失败和中国共产党取得的伟大胜利进行对比,用来说明马列主义与中国实践相结合的重要性。在评价历史人物时,他巧妙地使用了“微而显”的笔法,明明想指出他们的“过”,却着力在他们的“功”上做文章,“可歌可泣”一语,高度赞扬了他们的精神可嘉,未竟之语,读者自可补充完整:至于他们革命的结果,实在令人不敢恭维。这样一方面客观地评价了历史人物,另一方面,也表达了自己对这些历史人物的由衷的尊敬。试比较,把“可歌可泣”换成“卓有成效”或“收效甚微”就可看出这种笔法的妙处。置换成前者是溢美之辞,置换成后者,伤人感情。 例四:《为了忘却的记念》中写烈士冯铿的那句有名的话:“她的体质是弱的,也并不美丽”。 表面看来这是对冯铿的否定。可是稍一琢磨,你就会产生疑问:鲁迅先生不会对死难烈士如此刻薄吧。这时你再细玩文意,才发现原来鲁迅使用了“春秋笔法”,不着一字,尽其褒贬。他否定的是烈士外在的东西,高度肯定的是烈士内在的精神。“体质是弱的”,目的是来反衬意志是强的;容貌“并不美丽”,目的是来反衬思想品格的美丽。这个例子可以作为“文见于此而起义在彼”最好的注脚。 “志而晦”,是“春秋笔法”的第二种体例。 杜预在《左传·成公十四年》注为“志,记也;晦,亦微也。谓约言以记事,事叙而文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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