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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清代汉宋关系看今文经学的兴起 作者：罗检秋 文章来源：本站原创 更新时间：2006年01月20日 一 引言由于士人治学方法及重心不同，汉学和宋学成为儒学两大范式。至清代，经学大盛，学者注重师法，汉、宋分野更加凸显，汉、宋关系也成为认识清学嬗变的窗口。清末以来，一些论著从不同角度涉及清代汉宋关系问题，[1]但它对学术格局的影响仍待进一步讨论。清末经学家皮锡瑞说：“国朝经学凡三变。国初，汉学方萌芽，皆以宋学为根柢，不分门户，各取所长，是为汉宋兼采之学。乾隆以后，许、郑之学大明，治宋学者已鲜。说经皆主实证，不空谈义理，是为专门汉学。嘉、道以后，……学者不特知汉、宋之别，且皆知今、古之分。”[2]嘉道以后今文经学的复兴是清代学术的重要转变，自然是晚清以来文人学士的重要议题。晚清名士李慈铭读了魏源的《古微堂外集》后，感慨“自道光以来，经学之书充栋，诸儒考订之密，无以复加。于是一二心思才智之士，苦其繁富，又自知必不能过之，乃创为西汉之说”。[3]李慈铭好讥弹人物，于经学一贯尊古抑今，此类言论当然不足为据。其后，章太炎、皮锡瑞等人对此也有评论。梁启超则认为：道咸以后清学的分裂，“有发于本学派之自身者，有由环境之变化所促成者”。前者指清学本身尊古善疑的取向，因学者“既尊古矣，则有更古焉者在所当尊；既善疑矣，则当时诸人所共信者吾曷为不可疑之？”于是由东汉古文经溯至西汉今文经、乃至先秦诸子。而所谓“由环境之变化所促成者”，则指道咸以后的经世致用思潮。[4]然而乾嘉汉学盛炽之际，经世取向对士人影响尚不明显。故周予同进而指出，庄存与、刘逢禄为代表的前期今文学乃“发于学派自身”，龚自珍、魏源、康有为等后期今文学则“由环境之变化所促成”。[5]这种区分不无道理。不过，所谓“前期今文学”和“后期今文学”均非单一因素促成，唯诸因素重要性不同。清末以来，研究者多从经世思潮考察今文经学的兴起，而对乾嘉之际常州学者转治今文经学的原因缺少分析。近年有论者提出，应从庄存与政治上受和珅排挤事件分析今文经学的起源。[6]一些学者则持异议，认为今文经学起因于庄存与、和珅的政治斗争说，“现在还只能是假说”。[7]乾嘉经学为何由“古”而“今”并且蔚成风气？我们虽应注意政治斗争及经世思潮的影响，但在社会变动尚不明显的背景下，学术理路尤需重视。皮锡瑞指出嘉道学者开始“知今、古之分”，主要从学术壁垒的建立看待清学演进。学术的转变既基于修正前人而开宗立派，又在于汲取、调融它学。清代今文经学虽沿“知汉、宋之别”到“知古、今之分”这一路向演进，却也受调融汉宋潮流的推动。简言之，在考据学鼎盛之际，汉学自身对于义理的需要促使人们补偏救弊，从今文经阐发“微言大义”，导致学术转变。二 考据学勃兴与汉、宋紧张作为传统学术的基础，考据学兴起于汉代并传衍于后世。唐、宋两代，注疏、辨伪之书层出不穷。宋儒虽重义理，而朱熹、王应麟等人诠释儒经仍重注疏。元、明两代，士人尚谈心性，辨伪、考据之学仍延绵不绝。明末社会危机加深，忧时救世的士大夫反思心学弊端，倡导实用、经世之学。明、清鼎革之后，学术由虚返实之势进一步发展了。从顺治到康、雍，相对笃实的理学渐受朝廷青睐，由学术支流上升为高踞堂庙的正统学术。顾炎武等在野学者则倡导“经学即理学”，清代学术走上了“回归原典”的不归路，儒学重心也从“四书”转向“五经”。这不仅一改明儒空谈性理、束书不观的积习，且在宋学之外另辟蹊径，形成考据儒经的趋向。惠栋治《易》标举汉学旗帜，一些人解经、注经皈依于东汉经师，汉学亦成考据儒经之别称。考据学兴起之时，一些宋学家也力摒“空言穷理”“荒经蔑古”的恶名，彰显宋学的考据内涵。考据学从江南一隅迅速影响全局，促使学术文化格局发生裂变。乾隆中叶至嘉庆年间，汉学盛极一时，成为多数学者的共同学术话语。正如焦循所说：“国初经学，萌芽以渐而大备。近时数十年来，江南千余里中，虽幼学鄙儒，无不知有许、郑者。”[8]他们不仅指斥宋学空疏，也从不同角度摧毁宋学的理论基石。有的汉学家如阎若璩、汪中等通过辨伪、考证，对宋学依据如《大学》、《古文尚书》的“十六字心传”、河图洛书之类予以否定，有的汉学家如戴震、凌廷堪、焦循等人对宋学的性、理、天道等主题进行了考证和重释，一些汉学家如钱大昕则在文章著述中尊汉抑宋。到乾隆后期，汉学已走出江南一隅。朝廷开四库馆当然不只是学术事件，也象征着考据学从民间学术上升为官方学术。所谓“乾嘉以来，朝士崇尚汉学，承学之士，翕然从风，几若百川之朝东瀛，三军之随大纛。”[9]随着汉学阵营的扩张和政治地位的上升，士人治学的价值取向逐渐转变，排斥宋学的倾向更加明显。戴震说，循宋儒经解，“譬犹子孙未睹其祖父之貌者，误图他人之貌而事之”，“实诱吾族以化为彼族”。[10]主持四库馆的纪昀对今文经学还比较宽容，但对宋学及桐城派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