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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体育服务风险及防范路径公共体育论文 摘要：当前政府仅仅依靠自身的力量向社会公众提供公共体育服务效果有限，通过逐步加大社会组织购买力度，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体育需求。基于委托代理理论的视角，分析政府在购买公共体育服务过程中潜在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问题，究其根源在于委托人和代理人之间信息不对称、效用函数不同、评价监督机制不健全，为防范风险，政府亟需制定相关政策法规、建立信息共享平台，创新监督评价形式，并使之制度化、常态化、动态化。 关键词：委托代理理论；政府购买；公共体育服务；防范路径 当前，我国居民可支配收入逐渐增高，居民对自身健康越来越关注，健身意识越来越强，渴求政府提供更多的公共体育服务，但是政府囿于人才、资源、技术的限制，难以满足全民健身消费的需要。２０１３年９月，国务院发布《关于政府向社会组织购买服务的指导意见》，指出文化体育领域要逐步加大向社会组织购买服务的力度［１］。２０１４年１０月，又出台《关于加快发展体育产业促进体育消费的若干意见》，指出要“加快政府职能转变，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等多种方式，积极支持群众健身消费”。自此以后，公共体育服务的提供者不是单纯依靠政府，而是向市场开放，实行市场化运作，吸引了更多社会力量参与到体育治理中［２］。北京、上海、江苏、浙江、广东等地的公共体育服务陆续向市场开放，让有能力资质好的社会组织来提供。目前政府购买公共体育服务处于起步阶段，存在诸多购买风险。 １政府购买公共体育服务中的委托代理视角 １１委托代理理论的提出及内涵伯利和米恩斯在２０世纪３０年代首先提出委托代理理论以后，引起学界广泛关注，企业内部激励机制和信息不对称问题成为研究热点。随着新制度新经济学的逐渐兴起，罗斯系统地提出了委托代理理论并阐述其内容。委托代理理论是指在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的情况下，行为主体根据一种隐含或明示的契约，指示、委托、雇佣另一行为主体为其服务，同时授予后者一定的权利，并根据其提供的服务绩效支付一定的报酬。授权者就是委托人，被授权者就是代理人。由于二者信息不对称，容易出现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问题。该理论核心思想是因为委托人与代理人所追求的目标不同必将引发两者的利益冲突［３］。现在委托代理理论已被广泛运用于各个学科领域。依据委托代理理论，政府向社会组织购买公共体育服务也存在委托代理关系。１２政府购买公共体育服务的过程政府向社会组织购买公共体育服务实质上是一个共赢的双向购买过程［４］，见图１。首先民众作为消费者，有健身、参加体育项目、体育赛事等多样化的体育需求，要求政府提供公共体育服务，政府把引起社会广泛关注的民众体育需求提上议事日程，界定政策问题，明确公共体育服务建设的目标和内容，起草购买公共体育服务计划、实施办法等政策，经过专家论证，政府决策，然后颁布实施；其次政府依据相关政策，明确购买服务的项目与标准，发布信息，公开招标，广泛邀请有实力资质过硬的社会组织来投标，实行公开竞标，秉持公开、公平、公正原则进行决策，筛选出最符需求、最有能力提供高质量的公共体育服务的社会组织，与之签约，确定双方权利义务关系；最后社会组织按照契约向公众提供更高质量的公共体育服务。最终这一购买过程实现了共赢，政府减轻人才、资金、技术等方面负担，公共体育服务质量与效率实现大幅提升，实现体育资源的优化配置，体育发展方式得到有效转变，公共体育服务体系建设获得加快推进；社会组织通过提供专业化高质量的服务不但获取了经济效益，而且提升了自身的服务能力、服务水平以及社会影响力；民众享受到优质高效的公共体育服务，提高了自身的健康水平。２０１３年常州体育局率先完成转型，效果显著，有效地解决了矛盾。２０１４—２０１６年常州体育局将８１个公共体育服务项目公开招标，１００多家社会组织参与竞标，最后全部如期完成，５０多万人参与其中，享受了优质的公共体育服务满足其需求。同时有效利用社会资金３００多万元，且达到规范使用，最终实现民众、政府、社会组织共赢和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双赢［５］。图１政府购买公共体育服务过程１３政府购买公共体育服务的委托代理关系提供公共体育服务是政府履行的一项重要职能，理应由政府直接提供，但鉴于政府资源和能力的有限性和民众日益增长健身需求无限性的矛盾，政府解放思想，放弃对“全能型政府”的笃信与依赖，积极转变政府职能，转为“掌舵”者和“服务”者［６］，转为政社分离的“有限政府”［７］。购买者、受益对象、承担者、购买方式和购买内容五个方面影响着政府购买公共体育服务的全过程。购买者即“谁去购买服务”，主要是指体育行政部门和参公部门的事业单位等公共组织，他们担任购买者角色；受益对象即“服务买给谁”，是人民群众；承担者即“谁来卖服务”，即包括社会组织、企业、机构等社会力量；购买内容即“购买什么类型服务”，是各类型的公共体育服务及设施；购买方式即怎么购买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