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庄的“仁义”观.docVIP

老庄的“仁义”观 刘献春 自从《史记·老子韩非列传》中说：“世之学老子者则绌儒学，儒学亦绌老子。“道不同不相为谋”，岂谓是邪？”，说庄子“作渔父、盗跖、胠箧，以诋訿孔子之徒”以来，普遍认为老庄反对仁义，但经过仔细研究之后，笔者认为老庄反对的不是仁义本身，而是反对儒家提倡的带有功利目的的仁义和统治阶级对仁义的无耻盗用。老庄不仅从根本上维护仁义，而且追求更高层次上的仁义。 一、老庄反对儒家的仁义，提倡更高标准的“大仁”“大义”。 仁义的对立面是不仁不义，如果老庄确实反对仁义，那么他们就会提倡不仁不义，然而他们没有，反而提倡比儒家标准更高的“上仁”、“大仁”、“大义”。 《老子》说：“上仁为之而无以为”。《庄子·齐物论》说：“大仁不仁，……仁常而不周”。《庄子·天地》说：“相爱而不知以为仁”。《庄子·天运》说：“利泽施于万世，天下莫知也”。《庄子·天道》说：“泽及万世而不为仁”。《庄子·天庚桑楚》说：“至仁无亲”。等类似的语言在《老子》、《庄子》还有很多，由此可以看出，老庄的“仁”与儒家的“仁”在内容上并无本质差异，都是“相爱”“利泽施于万世”等；《庄子·天地》说：“爱人利物之为仁”。因而从仁义的内容上看，老庄与儒家处于同一水平，但在施仁的对象和行仁的态度上，二者是明显不同的。 第一，老庄打破了儒家建立在“亲亲”基础上的推恩法，提出了“至爱无亲”“仁常而不周”的观点。也就是说，至爱没有偏私，对所有的人、所有的物都一视同仁。《吕氏春秋·贵公》说：“荆人有遗弓者而不肯索，曰：‘荆人遗之，荆人遗之，荆人得之，又何索焉？’孔子闻之曰：‘去荆而可矣。’老聃闻之曰：‘去其人可矣’。故老聃则至公矣。”这则故事未必实有，但它确实揭示了老子与孔子在施仁对象上的差异，孔子爱的是人，且爱有差异，而老子连人带物全爱。 第二，老庄要求把“爱人”由有意识的行为变成无意识的行为。儒家口口声声要人们行仁，并建立许多规矩，要求人们不辞辛劳的去执行，这就是所谓的“克己复礼为仁”。老庄对此大不以为然，认为勉强自己去行仁，这本身就不是什么仁义行为，因为当你勉强自己去做仁义之事时，这种仁义还属于外在的东西，并未同你融为一体。老庄要把属于外在的仁义融化在人的心灵中，把行仁行义由一种勉强的、有意识的行为变成一种自然而然的无意识的行为，这就是庄子所讲的“端正而不知以为义”，“相爱而不知以为仁”和“泽及万世而不为仁”。自己行为端正，施爱于人，甚至连后代也得到自己的好处，但圣人并没有意识到、更不认为自己做了好事。如果“施于人而不忘”，就是“非天布也”（《庄子·列御寇》），念念不忘自己给别人的恩惠，是不符合天道的。至仁至义的人行仁行义就好象人们呼吸空气而不知不觉一样，完全成为下意识的行为。行仁行义是无条件的、无目的的，任何有条件 、有目的的行仁行义就不再是一种仁义行为了。 第三，老庄认为，至仁之人做好事不仅自己是无意识的，而且还要使受惠者也意识不到，这就是《老子》说的“太上，不知有之”、“功成事遂，百姓皆谓‘我自然’”。《庄子·徐无鬼》也说：“圣人并包天地，泽及天下，而不知谁氏。”天下人都得到了他的好处，却不知道他是谁。 总之，立德、立功、立言、立名是儒家行仁行义的目的，而老庄就是要用大仁大义去抵制这种带有功利目的的仁义。与其说老庄反对仁义，不如说是在鄙视儒家仁义，从而提高了行仁行义的标准。 二、老庄对仁义的维护态度。 我们讲老庄并非反对仁义本身，还可以从他们的政治观和伦理观中得到证明。 关于老庄的主要政治态度，我们可以总括为以下几点，并把它同儒家主张作一对比： 第一，反对暴政。老子曾把“朝甚除，田甚芜，仓甚虚；服文采，带利剑，厌饮食，财货有余”（《老子》）的统治阶级视作强盗头子，认为百姓痛苦，社会动乱全是由统治者造成的，他说：“民之饥，以其上食税之多，是以饥；民之难治，以其上之有为，是以难治。”（《老了》）尖锐地指出当时的社会是“损不足以奉有余”的不合理社会。对此，庄子更为激烈，他把社会分为三等：有道之世、无道之世和当今之世。他认为当时的社会连无道的社会也不如，人们生活在这样的社会里，如同“游于羿之彀中”（《庄子·德充符》）一样，随时都会被杀死。他同老子一样，大骂当时的统治者是“昏上乱相”（《庄子·山木》），把他们视为最大的强盗，同时还一针见血地指出当时的社会是“窃钩者诛，窃国者为诸侯”（《庄子·胠箧》）的极端不平等社会。这一点，与儒家反暴力、行仁政的思想是一致的，而推行仁政是仁义的一个重要内容。 第二，主张满足人民的生活愿望。《老子》提出“爱民治国”的主张，具体措施就是“我无事，而民自富”，要求统治者“无狎其所居，无厌其所生”，他的小国寡民理想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让百姓吃饱穿暖，过上丰衣足食的生活。《庄子·去箧》中重申了这一思想，认为这是最好的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