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与公正的底线_1210503.ppt

自由与公正的底线之上——罗尔斯、诺齐克之争评述 秦 晖 J. 罗尔斯（1921-2002） R. 诺齐克（1937-2002） 两位哈佛教授的辩论 罗尔斯(John Bordley Rawls，1921～2002)，20世纪70年代西方新自然法学派的主要代表，“20世纪最伟大的哲学家之一”。代表作《正义论》1971年初版封面为绿色，人们以“绿魔”形容该书的魅力。据说全球共有约5000余部论著专门对其研究讨论。他还著有《政治自由主义》、《万民法》、《道德哲学讲演录》、《正义新论》等书。 诺齐克（Robert Nozick，1938-2002），“20世纪最杰出的哲学家和思想家之一”， “不仅对于当代哲学具有重要影响，而且以其观念超越了他所在的学科，乃至于学术的真实而深刻的影响”。哈佛大学前校长路德斯泰因说：“诺齐克是我所见到的最为渊博、锐利和敏捷的头脑之一”，代表作《无政府、国家与乌托邦》。 青年时是左派，后来成为“自由放任主义”最成功的辩护者，当代著名的新马克思主义学者科亨认为是左派最需要认真对付的论敌。 “分配正义”的历史 西方历史上曾有很长一个时期，经济上的国家干预、国家统制既不是自由主义、也不是社会主义的东西。 而魁奈、亚当. 斯密这样的自由放任论者虽不是任何意义上的社会主义者，但在马克思这样的左派思想家看来他们也要比柯尔贝、李斯特式的国家干预论者进步得多。 19世纪欧洲的福利国家倡导者如英国的迪斯累利、德国的俾斯麦都是保守派政客和贵族代言人，不仅自由主义者与社会主义者都反对，而且从自由主义之右翼如伯克到社会主义之左翼如马克思都厌恶这种反民主的封建社会主义或托利党社会主义。 直到20世纪初的俄国社会主义者，仍然认为自由民主而不搞什么社会福利的美国要比不那么民主的福利国家德国强得多，因此把争取美国式道路、反对普鲁士道路作为纲领。 宪政民主时代，国家干预、“二次分配”才被承认为正义的手段 20世纪初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格尔利茨纲领与英国工党的“麦克唐纳社会主义”是左派提出福利国家诉求的标志。 而美国30年代的罗斯福新政，则是自由主义者转向国家干预的典型。 罗斯福所在的民主党，19世纪时长期以反对贸易保护、主张严格限制联邦权力而出名，那时它比其对手（共和党）更倾向于自由放任。 而到罗斯福以后这一切倒了过来：民主党—自由主义更多地与凯恩斯式的国家调节政策相联系了。它同样以民主国家为前提。 与这两者相对的，则是古典自由主义。它在冷战后以世界性私有化与自由贸易全球化的理论支柱而盛极一时，风靡各国，形成强大浪潮，但同时也受到西方知识界社会批判传统的指斥。 正如罗尔斯不等于罗斯福，诺齐克也不等于里根、撒切尔。他从早年左派经历中继承的伦理自由主张更与保守主义相扞格，但诺齐克的政治哲学的确为经济上的自由竞争提供了有力的伦理论证，对福利国家则构成了有力的挑战。 两种“新自由主义” 罗尔斯的New liberalism与诺齐克的Neo-liberalism。 美国自由主义转向扩大国家的责任始于罗斯福。但罗斯福新政主要是以经济学理由实行国家的投资干预（即所谓凯恩斯主义）。 而以伦理理由实行国家的分配干预在当时仍然是一种社会民主主张。直到罗尔斯，才建立了自由主义的民主国家分配干预理论。 罗尔斯把传统自由主义价值即个人基本自由、政治自由、宪政民主与程序正义列为第一正义原则，而把在机会均等原则下尽量照顾最少受益者的分配正义主张列为第二正义原则。 从这两个正义原则的序列看，罗尔斯是明确地肯定个人自由优先于分配正义的。这一优先在他的理论与到奴役之路之间划清了界限，因此罗尔斯的公正观仍是自由主义的。 “无知之幕“vs”正义之链” ?罗尔斯与诺齐克的分歧与他们的理论预设不同直接相关。 罗尔斯提出分配正义作为自由主义伦理的一个原则，是基于所谓无知之幕加相互冷淡的双重假设。 所谓无知之幕，是指人们对自己与社会目前所处的状态、包括这些状态前因后果全然不知或者所知甚少，但这并不妨碍他们持有关于正义的信念并要求一种公正的规则。 而所谓相互冷淡，则是一种既非性恶亦非性善的人性预期，即一个人对他人既无特殊的爱亦无特殊的恨，因此既无损人利己之心亦无助人为乐之念，只是各自在不谋害别人的前提下追求自己的尽可能大的利益。 无知之幕：什么是“逻辑预设”？ 认知的多元不影响正义的普适 经济学上所谓的“经济人”预设只是一种设问的逻辑前提，并不是事实判断。现实生活中既有强盗也有慈善家，但一种可行的经济制度安排只能是先小人后君子地从人们会理性自利出发，设想应当让他们在彼此尊重对方权利的前提下自由地交换以获得各自的利益，既不允许抢劫，也不能强求奉献——这与尊敬、褒奖志愿奉献根本不矛盾。 同样，无知之幕加相互冷淡也是罗尔斯设计正义原则时的一个低调预设。 现实中人们对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