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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五福”的养生哲理 何谓“五福”?在我国最早的一部历史文献《尚书》中明确提出了人生有五福：一是“长寿”，二是“富贵”，三是“康宁”，四是“修德”，五是“老而善终”。人生有这五福，自然会吉祥、幸福、美满。“五福”从何而来?活了一百零一岁的唐代大医药家、养生学家孙思邈做过精辟论述，他在《福寿论》中说：“福者，造善之积也；祸者，造不善之积也。”他认为人在生活中的福、祸、善、恶都是人自为之。鬼神盖不能为人之祸，也不能致人之福。孙氏以独特的深刻见解，站在唯物主义立场上。从社会学、伦理道德学上做了最简炼、最精辟的论述，并明确指出人生之福是靠修养而获得的。 　　 　　“五福”寿为最 　　 　　《尚书》明确提出了人生有五福、六不幸(即：一是早亡，二是多病，三是多忧，四是贫穷，五是丑恶，六是愚懦)，其中长寿被列为五福之首，而早死被列为人生的第一不幸。孙思邈在《卫生歌》中说：“天地之间人为贵，头象天穹足象地。父母遗体宜保之，萁裘五福寿为最。”这段话是说在宇宙天地之间，最宝贵的是人的生命。双脚并起来如地之方大，应当担负起繁衍生命的大任，做一名上不愧天，下不愧地的人。人的身体是父母留下的最宝贵的财产，应该好好的保重。“萁裘”是指继承先人的事业，人生祈求五福，其中长寿最为重要。孙氏将人生的贵重，生命的价值，珍惜健康的重要。做了最简要的概括。 　　时下流行“人生可以创造财富，财富可以改变人生”的说法，往往不惜一切手段去谋取财富。还有的人“前辈子用健康挣钱，后辈子拿钱买健康”，如此置健康于不顾。殊不知，健康是钱买不回来的，失去了健康，就会失去一切，没有生命则一切皆无。拥有健康才是世界上最富有的人。 　　 　　富贵与福 　　 　　孔子说：“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意思是说，福与贵是人人的欲望，不用正当的方法而得到，君子不享受；贫穷和下贱，是人人都厌恶的，不用正当的方法摆脱它，君子不摆脱。孔子还说。君子离开了仁德，怎么能成名呢?君子是时刻都不会离开仁德，即使在匆忙繁迫的情况下也一定要实行仁德。在颠沛流离之中也一定要实行仁德。孔子这番话说得很深刻，如何认识富与贵，怎样取得富与贵，必须把仁德摆在首位。人生在世，富贵于身，固然很好。但必须用正当的方法得到它，而不是采取卑劣的手段来获取。常听人说：“马不吃夜草不肥，人不得外财不富。”言下之意，富靠捞取外财而得。这种思想和手段离开了仁德，孔子说：“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在他看来，不义得来的富与贵，如同天空的浮云一般。即使得来了富贵，也不会有真正的幸福。《遵生八笺》载茂季伟诗：“欺诳得钱君莫羡，得了却是输他便。来往报应甚分明，只是换头不识面。”心术不正的人，往往抑郁寡欢，精神常处于紧张、忧愁、不安、恐惧状态，平时表现出功能性心跳加快，血压不稳，血糖升高，易惊多汗等症状，还容易出现器质性病变，如免疫低下，心脑血管性疾病等。这种人尝不到“福”的滋味，难以安心享受生活。近代史上“洪宪皇帝”袁世凯，他天天服鹿茸精，喝人参汤，吃两个奶妈的奶，但作恶多端，忧恐交加，57岁便命归黄泉。 　　常言说：“知足长乐，开怀是福。”人与人不同，“我不如人千千万，人不如我万万千”。要权衡自己，面对现实，不能离开了本人的能力和客观实际，要知己，要知足，要知命。“平时修得随缘性，粗茶淡饭也知足”。精神上的富有比物质更重要。 　　 　　福与康宁为伴 　　 　　无病无灾便是福，康宁常与福为伴。《理虚元鉴》就提出在生活中做到“六节”，节嗜欲、节烦恼、节愤怒、节辛勤、节思虑、节悲哀，有利于康宁平安。书中说：“在荡而不收者，宜节嗜欲以养精；在滞而不化者，宜节烦恼以养神；在激而不平者，宜节愤怒以养肝；在躁而不静者，宜节辛勤以养力；在琐屑而不坦夷者，宜节思虑以养心；在慈悲而不解脱者，宜节悲哀以养肺。”这六节对于康宁至关重要。 　　知法、遵法，也是康宁的重要内容。东汉末年医中之圣张仲景，在《金匮要略》中说：“更能无犯王法。”他将遵守国法，作为康宁无疾的重要内容。每个人都应该遵守国家法令，这不仅是社会的要求，是社会安定和社会秩序的需要，也是人民健康的需要，如果不遵守国法，违反了国法，那将对人的健康产生消极影响，不仅使身体受到伤害。犯罪者也会受到强烈的情绪反应，其心灵往往受到了很大的打击和伤害，对家庭及其家人、朋友，也都带来伤害，因此康宁与幸福不可忘记国法。 　　 　　修福必修德 　　 　　福与德的关系非常密切，唐代著名医学家孙思邈在《备急千金要方·养性序》中说：“德行不克，纵服玉液金丹，未能延寿”。德行对人的心理和健康有重要的影响，一个有高尚道德的人，就会以国家和人民利益为重，以奉献为荣，以助人为乐，他就不会去斤斤计较个人的得失而整天愁肠百结。孔子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