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性主义与西方现代音乐-北大未名BBS.docVIP

00139133 付予彬 看古典与现代 ——理性主义与西方现代音乐 （一）理性主义和西方传统音乐 　　西方艺术一开始就受到一种科学观念的影响。早在公元前六世纪末，毕达拉斯学派就对艺术作出了解释。后来的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也一再强调艺术对自然的摹仿关系。毕达哥拉斯学派的成员大多是数学家、天文学家和物理学家，他们从自然科学的角度去解释，认为数的原则支配著宇宙中的一切现象，艺术也不例外。首先就是要对对象作充分的了解、分析，而且，“不能凭著初次接触，而是要经过极勤奋的功夫，长久的经验以及对于一切细节的广泛知识。”对于雕塑家、雕刻家、写生画家以及凡是按照每一种类事物去刻、塑或画出最美的形象的人来说，情形至少是如此。至于美，“在各部分之间的对称……一切部分之间都要见出适当的比例，象在波里克勒特的‘法规’里所定的……”而数的合理将产生特殊的美感，如影响至今的“黄金分割”就是一例。“成功要依靠许多数的关系，而任何一个细节都是有意义的。” 　　我们无法听到柏拉图或毕达哥拉斯时代的希腊音乐，不过音乐在毕达哥拉斯的理论中也成了一种数学，而且这种影响可以说一直持续到20世纪之前。至少到17、18世纪复调音乐、对位手法发展到顶峰时，音乐家们几乎是凭着一种数学计算能力来精确地完成音乐作品的。这在巴赫的绝笔《赋格的艺术》中那规整而充满对称的乐句中得到充分的体现。而在此前后，各种各样的音乐理论也发展起来，出现了“奏鸣曲式”等复杂的曲式；一些音乐体裁（如交响曲、奏鸣曲等）也逐渐完善，至此，音乐的大的“架构”已经构筑完善。与此同时，填充这些“架构”的内容——旋律与和声也逐渐发展出一套完整的理论。于是我们在海顿和莫扎特那近150首交响曲中，听到的尽是奏鸣曲式的第一乐章、慢板第二乐章、小步舞曲/三重奏第三乐章和快板第四乐章；奏鸣曲式中还必须包括有着对应调性关系的、音乐情绪上相板的两个主题的呈示、发展和再现以及在发展部中的激烈“斗争”；所有的和声都依照着I – IV – V – I的基本循环进行着“起—承—转—合”的推进；当然如果有一段漂亮的赋格，这首乐曲就更加完美了。当时的人们在如此复杂的“法规”下欣赏着他们的天才们创造出来的“美”的音乐，在现代听惯了二部（主歌—副歌）歌曲的人们看来是多么呆板和“累”，然而以上这些无一遗漏地包含在莫扎特的最后几首交响曲中，而且就因为“朱庇特”交响曲的最后乐章比其他交响曲多了一段赋格，这首交响曲成为了莫扎特交响曲中集大成之作。 　　这些曲式、结构和和声的多重规矩终于在贝多芬笔下成为了历史。贝多芬首先是这些规矩的忠实遵循者，然而他对音乐中戏剧冲突的要求使他不得不放弃一些规矩而成为“创造者”和“突破者”——他先是将交响曲式的第三乐章改为谐谑曲，再是把整个曲式扩大为五个乐章，最后把第二、第三乐章交换位置并加入人声。这种冒险的行径在当时并未引起听众多大的反对，相反，在历史性的第九交响曲首演时，观众的反应极为热情。当然，有好事者指责最后的“欢乐颂”乐章为“随意的拼凑”，但这些少数的遗老是挡不住历史的前进的。然而让我们来中肯地评价贝多芬和莫扎特的音乐，我们就会发现其实贝多芬的和声是只能算勉强及格的。这也就是如今的人们闲时宁可听莫扎特也不听贝多芬的原因，虽然大多数人不理解莫扎特的交响曲中隐藏着怎样的玄机，但他们觉得“好听”。“好听”——对于现代人来说这就够了。现在的人不需要奏鸣曲式，不需要古典音乐中的和声学，他们只要“好听”和“自然”。以上是后话。 　　贝多芬的突破开辟了浪漫主义。此后作曲家们不那么死守着规矩，而以自己的表达为核心：肖邦的钢琴曲独辟蹊径，柏辽兹的配器法独树一帜，舒曼的交响曲“支离破碎”而忠实地反应了一个艺术家的心声；直到后来瓦格纳颠覆性地运用和声制造绵延不绝的“大噩梦”式的（法国作曲家拉威尔语）乐剧，给人带来不是“理性”的美感而是生理上的过瘾与快感。与瓦格纳相对的捍卫传统的“勃拉姆斯派”此刻却仍作着越来越艰深而复杂的交响曲，终被柴科夫斯基等同代人斥为“无能”。 　　此时，音乐中理性的“秩序”已渐渐地被音乐的“生理功能”代替了。 （二）现代音乐中的理性与非理性以及我的一点点看法 　　20世纪是纷杂与颠覆的，各种各样的声音相继出现。世纪之初，奥地利人勋伯格首创“十二音”作曲法，将传统音乐最后一道屏障——和声学——彻底否定了。在十二音音乐中，一个八度内的12个音被赋予相同的地位，从而取消了以前和声学中的“主音系统”，也就使得音乐不再有正常表达人的感情的功能。基于12音的和声是抽象而“灰色”的，丝毫没有大调式的“明亮”感和小调音乐的“晦暗”感，作曲家将12个音排成一个序列，然后使用正序、倒序、将音列上下颠倒等方式完成乐曲，（因此12音音乐也称为“序列音乐”）。这让我想到了“数字化”这个词，然而这样的音乐又有何意义呢？在巴赫时代，“数字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