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信赖保护原则在我国行政法上的运用.pdfVIP

前言：提起当代行政法上的基本原则，人们首先想到的是行政合法性原则、 行政合理性原则，而对于行政紧急性原则、信赖保护原则等这些不“主流”的原 则，过去却一直未能受到足够重视，一般的行政法论著少有提及，教科书也未将 其列入行政法的基本原则体系中去。而近年来，行政法学界开始重视信赖保护原 则在行政法上的重要地位，将其作为一种基本的法律原Ⅲ．1J)jIl以提倡，或者将其视 为“非常有价值”的行政法原则。相关的研究也已取得初步的进展，并已进入到 立法中来。如德国、法国、英国、日本、韩国以及我国台湾地区的行政法中已经 以不同的方式将信赖保护原则加以运用。我国也首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 可法》(以下简称《行政许可法》)上将其予以确立，本文试图从信赖保护原则的 内涵入手，通过比较该原则在一些国家行政法上的运用，介绍我国行政法上的探 讨，对《行政许可法》上相关条款进行解析，并结合笔者工作对我国信赖保护原 则运用现状谈些个人看法，以期对推动信赖保护原则在我国行政法上基本原则地 位的确立和健康发展有所裨益。 论信赖保护原则在我国行政法上的运用 一、信赖保护原则的内涵及价值 (一)信赖保护原则的起源与理论依据 信赖保护原则并不是古已有之，它从产生到在行政法上得以运用，并不是一 帆风顺的，正如辨证哲学上所言，任何新生事物的产生发展，都是一个长期曲折 的过程。 ． 关于信赖保护原则的起源，提出最早、流行最广的说法就是“诚信类推说”， 即认为信赖保护原则是私法上诚实信用原则在公法上的类推。我们知道，在民法 领域，诚实信用原则及其所支配下的法律规则，被各国法律所确认并明文规定， 成为民法中公认的“帝王条款”。而众多学者所认为“信义诚实的原则乃至信赖 保护的原则，是将在私人问适用的法原理适用于行政法关系的情况”。(1)信赖保 护原则在德国法上得以率先出现也基于此种类推。其行政法学之父奥托·迈耶从 研究法国民法与国际私法起步，虽然他曾对行政法援引民法持否定态度，“法的 一般原则并不存在，公私法的混合关系也不存在，私法规定不得补充公法的欠 缺。”(2)但在其撰写《德国行政法》(1895年出版)总论部分时，正值《德国民 法典》完成立法的最后阶段，引用了多个民法概念来弥补行政法的不足，这种自 相矛盾似乎暗示着公、私法之间并非不可逾越。(3)诚信原则作为利益衡平机制， 从民法领域脱颖而出，而为公法领域所重视。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当时德国各 邦行政法院在裁判有关撤销、废止行政处分的案件时，就开始引用此项原则的内 容；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有关信赖保护的学说与论争不断出现、演进，行 政信赖保护开始被人们提升为行政法基本原则来加以认识，并在行政法治实践中 得到运用。自20世纪50年代起，德国就将信赖保护与依法行政原则、法律安定 原则、比例原则等置于同等法律地位而作为行政法的基本原则。1973年10月召 开的德国法学者大会将“行政上之信赖保护”定为会议第二主题，信赖保护作为 一项公法原则的地位终告奠定。(4)1976年德国《行政程序法》的颁布，标志着 行政信赖保护作为行政法上的一项基本原则在法典中得到正式确认，并为此后的 多数大陆法国家所仿效。如英美法国家也另辟蹊径地在行政法上确立了与此近似 的“合法预期原则”或“不得翻供原则”。我国台湾地区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 陆续以判例的形式援引行政信赖保护的原则作为审判依据，并在1999年通过的 《行政程序法》第1条中明确地将“增进人民对行政之信赖”列为该法立法目的 之一。(5) 而另外两种学说也同样受到一定的追捧。如“法律安定说”，认为信赖保护 的对象在于人民对旧法律状态存续的信赖，并防止事后的法律溯及，以保护人民 的处分权。“基本权利说”认为行政信赖保护实质上出于宪法上所保护的人民基 本权利，信赖保护的对象是人民因信赖法律、行政处分而实施其行为的权利，属 于宪法上的自由权；信赖保护的结果在于保障或补偿人民因信赖而产生的正当利 益，属于财产权。(6) 上述三种解说分别从某一方面揭示了信赖保护原则应确立为行政法原则的 合理原因，却又存在某些缺陷，无法单独、完整地解释这一原则。 “法律安定”与“基本权利”之说难以单独解释信赖保护的原则。法律的安 定并非绝对的安定、不变，而人民所拥有的宪法基本权利也并非漫无边际，以上 两说并不能提供非常有说服力的解释。 虽然，就诚实信用原则而言，这一原则“并非私法所特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