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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电影《秋菊打官司》看我国法制现代化的困境 摘要：本文将从法制现代化的角度分析电影《秋菊打官司》。法制现代化是传统法制向现代法制的过渡，在过渡的过程中，两者不免发生交接冲突，而影片中秋菊一直要的“说法”和最后事与愿违的结局正体现了这种传统法制和现代法制的冲突和错位，本文通过对两种“说法”的冲突分析，提出法制现代化过程中法律面向社会的困境和解决办法。 关键词：秋菊打官司，说法，法制现代化 《秋菊打官司》改编自陈源斌的中篇小说《万家诉讼》，讲述的是改革开放初期20世纪80年代的陕北小山村中的故事：秋菊的丈夫与村长王善堂发生争执并被村长踢中下体。秋菊怀着身孕去找村长说理，村长不以为意并不肯认错。秋菊不服，要讨个说法。为了讨到她要的说法，她一级一级往上告，直至市中级法院。过年时，秋菊难产了，在村长的帮忙下孩子才顺利出生，秋菊一家都感谢村长鼎力相助。然而在孩子满月之时，中级法院判决拘留村长十五天，这让只想得到一句道歉的秋菊十分尴尬和茫然。 这样一个看似简单的故事引起了法学界经久不衰的热议。这其中包含了很多法理学问题，而本文将重点对其中关于法制现代化的问题进行探讨。影片之所以会引起这么大的反响，其中一个很重要的亮点就在于它的结尾。故事原本在秋菊儿子办满月酒，万家和王家和解就可以大团圆结局了，但是结尾却是在秋菊儿子满月酒的当天，尖利的警笛声划破其乐融融的气氛，儿子的救命恩人王村长被带走，而这恰恰是国家给秋菊的“说法”。秋菊不解：她只是要个说法，怎么抓人呢？ 人情和法制的冲突达到顶点，观众们也开始反思，这是乡土社会需要的法制吗？秋菊明确地对村长表示“没你就没这娃”，村长看到秋菊生了儿子就跟自己生了儿子一样高兴，这说明他们的恩恩怨怨已经随着秋菊儿子的诞生一笔勾销，这也是中国乡土熟人社会的温情之处，但是恰恰此时，无情的国家法带走了救命恩人，可以想象，以后秋菊在村子里的生活会非常尴尬，这真的是秋菊想要的吗？她只是想要个说法。 说法 影片中有两个“说法”，一个是秋菊作为一名农村妇女所要讨的“说法”，一个是国家法律给予秋菊的“说法”，这是这两个“说法”发生了冲突才有了影片中的结局。在这里不妨探究一下这两个“说法”。 首先是秋菊的“说法”。秋菊为什么要讨一个说法？是因为他男人的下体被踢了，那是“要命的地方”，不然别的地方的话村长踢两下也就踢两下。万一那“要命的地方”被踢坏了，她丈夫又是独子，那万家的香火就断了，就“要命”了。所以这么重要的事情，她必须要个说法。秋菊讨的说法是什么？笔者认为就是苏力教授分析的 : “村长应该为自己的过错向秋菊一家赔礼道歉，由上面领导给村长一个批评”。 参见 参见杨敏杰，化耀民《“秋菊的说法”与法律规范 ———另议 〈秋菊打官司〉》，载《商》，科幻世界杂志社，第十六期，155页。 然后是法律给秋菊的“说法”。事实上法律给了秋菊好几个说法，但都不是秋菊想要的。前几个说法是李公安等给的，让村长赔钱，进行民事调解，这事就算了了。但是村长要面子，可以给钱但是坚决不愿道歉，认为会没面子，而且会导致以后村里的事情他没法管了。秋菊对这些“说法”不满意，在严局长的“支招”下提出了诉讼。国家又给了一个说法，那就是王善堂致万庆来轻伤，行政拘留十五天。这就更加不是秋菊想要的说法了，虽然电影到此结束了，但是可以想见，接下来的发展便是秋菊去行政机关要求放人。且不论这部影片中的对村长的处理是否符合法律规范，秋菊对国家给的这个说法显然是迷茫而尴尬的。 两种“说法”的冲突 从这两种“说法”入手，我们可以看到这两种说法实际上代表了两种规范，两种文化。这两种“说法”的冲突也代表了两种规范的冲突——根植于乡土熟人社会的民间规范和从西方移植过来的国家法律。 第一种说法是秋菊的“说法”。这其实是一种民间规范，也就是西方所谓的 “非正式的社会控制”。 参见杨敏杰，化耀民《“秋菊的说法”与法律规范 ——另议 〈秋菊打官司〉》，载《商》，科幻世界杂志社，第十六期，155页。非正式的社会控制是指由社会中约定俗成的风俗习惯、伦理道德、社会舆论等实施的社会控制。其特点是,它并不由专门的社会机构来实施,其准则也不是很严格明确。但是它有它存在和发挥作用的土壤 参见杨敏杰，化耀民《“秋菊的说法”与法律规范 ——另议 〈秋菊打官司〉》，载《商》，科幻世界杂志社，第十六期，155页。 参见孔卯《乡土中国的人文关怀——〈秋菊打官司〉的反思与感悟》，载《电影评价》，当代贵州期刊传媒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2年第一期，69页。 第二种说法是国家或者说法律给予秋菊的“说法”。这是一种完全按照从西方移植过来的法律进行判断而得出的“说法”。而这种移植过来的法律，是用于调整陌生人社会的秩序的，完全不适合用在中国的乡土社会、熟人社会，其实这就是两种“说法”的冲突所在。比如说，在秋菊认知中，或者更准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