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行知对中西文的态度.docVIP

陶行知对中西文化的态度 王 荣 国 我们古老的民族艰难地步入本世纪20年代之际，探讨其生存方式的话题开始发生转换，由过去“言技”、“言政”转移到“文化”方面。“文化”方面的古今中西之争，牵动了一代学人的心。因为，在当时有识之士的心目中，中国传统文化何去何从，实际上被视为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象征。在这次文化论争中，身为教育家的陶行知也在思索和探索着。 中西文化论争中，有一类如鲁迅先生所说的“爱国自大”的人们，鉴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弊窦丛生，也由于西方部分人由于战争对人类造成灾难，产生对近代科学文化的厌倦、反感，流露出对东方精神文明的赞赏，滋长了他们狭隘的民族“自大狂”心理，出于贬低西洋文明，尊崇东方文明的心态，散布东方是精神型文明，西方是物质型文明，西方的物质文明比东方好，东方的精神文明比西方高的论调。他们强调发展东方固文化，主要是儒家文化，希望儒学再度复兴并走向世界，成为世界文化。这种论调一出现，即遭到当时进步知识分子陈独秀、李大钊、鲁迅、胡适等人的驳斥。胡适说，“凡一种文明的造成，必有两个因子：一是物质的……一是精神的……凡文明都是人的心思智力运用自然界的质与力的作品，没有一种文明是精神的，也没有一种文明单是物质的。” 《我们对于西洋近代文明的态度》见《五四前后东西文化问题论战文选》（增订本）第685页。“一切文明都少不了物质的表现”，“精神的文明必须建筑在物质的基础之上”。 《我们对于西洋近代文明的态度》见《五四前后东西文化问题论战文选》（增订本）第685页。 《我们对于西洋近代文明的态度》见《五四前后东西文化问题论战文选》（增订本）第686页。 陶行知也说，“现在有一班人，开口就说：西方的物质文明比东方好，东方的精神文明比西方高。这句话初听似乎有理，我实在是百索不得其解。”他明确指出，“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是合而为一的。” 《生活工具主义之教育》见《陶行知全集》（以下简称《全集》）第二卷 第77页。 《生活工具主义之教育》见《陶行知全集》（以下简称《全集》）第二卷 第77页。 中国传统哲学中有所谓“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 《易·系辞上》。“道”即精神文明，“器”即物质文明，为了维护封建统治，清末守旧者承袭程朱理学的道器观，割裂二者的统一性，认为中国的“道”比西方好，所不如的就是“器”，主张变“器”，不变“道”，有意扬“道”、抑“器”，抵制西方近代思想文化。而“ 《易·系辞上》。 在陶行知看来，“文化是生活的工具。” 《生活即教育》见《全集》第二卷，第185页。他从“文化工具主义”出发，阐述了西方近代高度的物质文明与高度的精神文明的统一。他认为，“精神与物质接触必定要靠着工具。工具愈巧（P.33）则精神愈能向着物质发挥。工具能达到什么地方即精神能达到什么地方。”他举例说，动物以身体四肢为工具，所以其精神活动的地盘有限，人能创造“非身体的工具”，其精神活动的范围远远超过动物。文明人与野蛮人的最大分别在于，文明人能把“非身体的工具”发明得格外多，制造得格外精巧，运用的格外普遍。有了望远镜，人的精神就能到火星里去游览；有了显微镜，人的精神就能认识使人患痨病的不是痨病鬼，而是痨病虫。由于电话机的发明，第一次飞渡大西洋的飞行家林白能够从德国通电话同美国的老母对话。这既“是精神交通破天荒的成功，也是物质文明破天荒的成功。” 《生活工具主义之教育》见《全集》第二卷 第76页。应该指出，陶行知把“文化”定义为“生活的工具”，同时又将动物的身体四肢社为“文化”意义上“工具”，显然是错误的；再者，论证中所列举的例子欠贴切，但他旨在说明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二者的关系，则符合物质决定精神，精神依赖物质而存在的原则。而他论述中对西方近代文明所流露的赞赏，是与“爱国自大狂 《生活即教育》见《全集》第二卷，第185页。 《生活工具主义之教育》见《全集》第二卷 第76页。 所谓西方是物质文明，东方是精神文明的论调，其用意并不在排斥西方的物质文化，连五四时期最顽固可笑的林纾、辜鸿铭之辈也不会把西方的科学技术视为“奇技淫巧”而加以抵制。他们所要抵制的是潮水般涌入国门的近代西方各派社会思潮，企望维护儒家学说的地盘。这实际上是近代“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论调在新时期的延续。对“中体西用论”，陶行知不无讥讽地说，那不过是既“要吸收科学而又不忍置所谓国粹者于不顾”。 《教育改进》见《全集》第二卷，第223页。 《教育改进》见《全集》第二卷，第223页。 胡适等人面对当时中国文化陷入深刻危机，面临西方近代文化严重的挑战。为了摆脱危机，赶上世界潮流，提出全面效法西方的“西化”主张，20年代末，这种主张演化为明确的“全盘西化论”。对此，陶行知不表认同。我们统览《陶行知全集》，找不到在这个问题上与胡适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