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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税改革的国际经验借鉴及未来政策构想 　　〔摘要〕资源税在我国开征已有近30年的历史，有关资源税改革的探讨始终没有间断过。随着我国于2010年起在包括新疆在内的十二个西部省区市进行的资源税改革试点，以及2011年9月国务院常务会议通过对《中华人民共和国资源税暂行条例》做出修改的决定，我国资源税改革进入加速阶段。本文在借鉴国外资源税制度及改革经验的基础上，结合我国实际，对未来进一步深化我国资源税改革提出自己的政策构想。 　　〔关键词〕资源税；资源税改革；税制设计 　　中图分类号：F812.4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13 　　一、文献综述及问题的提出 　　随着经济的发展，资源短缺和不可再生成了社会热点关注问题，然而资源税作为我国资源税制的主体，原有的弊端越显突出，越来越多的国内学者对我国现行资源税存在的问题以及未来的改革方向等加以研究，观点主要集中在以下四个方面： 　　首先，关于我国资源税征税范围的界定。目前，大多数学者都主张扩大资源税的征税范围，原则上所有的不可再生资源和部分存量已处于临界水平、再进一步消耗就会严重影响其再生能力和存量的资源都应该纳入资源税的征税范围。李上炸[1]提出资源税下一步改革的内容是扩宽税基，将水资源、森林资源和土地资源等纳入征税范围。戴芳等[2]认为目前我国资源税的征税范围既不符合当今世界的发展趋势，又造成我国西部资源利用率低和浪费严重的现象。 　　其次，关于我国资源税计税依据和方式的选择。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资源税暂行条例》，现行的资源税是以开采销售和自用量为计税依据的。邓子基和韩瑜[3]认为资源税的从量计征造成大量的采富弃贫现象，矿产的回采率低，浪费严重。任佳宝[4]认为资源税计征方式应当由从量计征改为从价计征，但是从价计征的税率设计应当灵活，应当根据当前经济实际运行情况进行调整。施文泼和贾康[5]在对矿产资源税费制度的研究中表示资源税最大的弊端在于其从量计征的水平已于企业层面“无关痛痒”，因此，当务之急是改革资源税的计征方式，并非改革所有矿产的计征方式，而是对市场价格涨价趋势明显的矿产资源进行从价计征，对市场价格变化不大或低价值的某些矿产资源先沿用现行的从量计征方式。戴芳等[2]认为应该按照不同资源的特点，区别税款计征方式。对水资源、土地资源和森林资源考虑到计税价格确定的困难，可以选择从量计征，而对现行资源税征税范围内的资源可改为以销售价格为计税依据，使税收负担与资源价格充分联动。 　　再次，关于我国资源税税率的设计。现行的资源税税率过低，不利于资源的合理开发。目前我国资源税税率不及法国和德国这些低税率国家的1/30。孙飞[6]认为我国适当提高资源税税率有利于转变国家经济的增长方式。张景华[7]对比1994年之后的十几年时间里的石油资源税和石油价格发现，虽然石油的资源税有所调整，但是和上涨了6倍的石油价格不成比例，说明我国现行资源税的单位税额偏低。刘晓凤[8]对“金砖四国”的资源税制进行国际比较，认为我国资源税税率处于绝对低的水平，这样的低税率将造成严重的后果。席卫群[9]用“公共地悲剧”来对此做出形容，他认为税率过低难以使资源税发挥调节国家和企业之间利益关系的作用，不利于国家和企业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刘晔[10]认为资源税单位税额偏低是资源税负过低的直接体现，使得资源产品的价格既不能充分反映其稀缺性，也不能反映其开采和使用所造成的外部成本，所以他主张资源税改革的基本取向是提高资源税负。 　　最后，关于我国资源税改革的经济效应判断。安体富和蒋震[11]分析了资源税对企业、财政收入、区域协调发展和产业布局的预期影响。贾康[12]认为资源税作为结构性减税措施与增值税转型搭配出台，可以对冲财政减收压力，强化税收调控结果。席卫群[9]认为短期内资源税改革对物价有一定的推动作用，但长期来看对物价的作用不明显。李上炸[1]从宏观、财政效应、技术和改革时机的不同角度分析，正处于“十二五”时期的当下为开征资源税的好时机，预期会改善收入分配格局、减少企业所得税和增加地方财政收入。刘晔[10]认为资源税改革会增加资源开采企业的成本，但是会提高资源的开采效率和推动产业结构调整，对消费者产生的收入效应和替代效应都会减少资源的消耗。 　　相对于我国学界对于资源税的研究而言，国外对于资源税的相关研究历史较长，英国经济学家庇古提出了著名的“庇古税”理论，其中，通过向污染者征税的方法对污染环境和破坏生态的行为进行干预的理论奠定了课征资源税的理论基础。20世纪80年代之前，国外对于资源税的研究多集中于资源税与不可再生资源的最优开采量的关系方面。Hotelling[13]最早对这一问题进行了研究，证明了通过调整资源价格控制资源的开采量和保护不可再生资源的机理。其后，包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