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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合同法第51条解释的反思
——对崔建远教授“无权处分辨”的分析与检讨
王海军
【内容提要】本文主要是对崔建远教授的“无权处分辨”的评论。一方面,崔建远教授把物权变动的效果意思引入到买卖等合同之中去,从而实现了债权形式主义物权变动模式之逻辑自恰,是对民法基本理论的一大贡献;另一方面,由于把物权意思与债权意思捆绑于同一个意思表示之中,从而使买卖合同的生效与物权变动的生效之间的区分成为不可能,最终导致处分能力的概念的含混不清,此为一大缺陷。
【关键词】 债权意思 物权意思 无权处分
无权处分,其典型如出卖他人之物,不愧为“法学上的精灵”1 王泽鉴:“出卖他人之物可谓法学上的精灵,困扰实务界数十年。为其驯服,非彻底研究其本性,不克济事
1 王泽鉴:“出卖他人之物可谓法学上的精灵,困扰实务界数十年。为其驯服,非彻底研究其本性,不克济事”。见王泽鉴,《民法学说与判例研究》(第四卷),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第160页。由于出卖他人之物就是无权处分的一个典型情形,所以,“法学上精灵”的说法同样适用于无权处分问题。
2 代表性的文章有:梁慧星:“如何理解合同法第五十一条”,《人民法院报》2001年1月8日;王利明:“论无权处分”,《中国法学》,2001年第3期;王轶:“论无权处分的效力——以物权变动模式的立法选择为背景”,《中外法学》,2001年第3期;葛云松:“论无权处分”,《民商法论丛》(第21卷),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第185页以下;韩世远,“无权处分与合同效力”,《人民法院报》1999年11月23日;孙鹏:“论无权处分行为”,《现代法学》,2000年第4期。
本文同样是关于无权处分的一个学术产品。但是,与其他产品不同的是,本文的目的并不在于建构,而主要是分析和检讨;而且仅仅是针对其中的一种解释路径的分析和检讨。该种解释路径见于崔建远教授的“无权处分辨”之中,其要旨可以概括成两个互相配合的命题:(1)买卖等合同可以包含物权变动的效果意思;(2)买卖等合同需要债务人有处分权。于是,本文的目的就是揭示这两个命题的理论意义与实践目的,分析其成功与不足。
但是,如果不把这种解释路径放到关于无权处分的争论中去,我们是看不出其中的利害关系所在的。所以,在评价之前就有必要对既有的文献做一个符合本文目的的回顾。
我认为,以往关于无权处分的文献虽然足以令人望而生畏,而且每一个学者的具体观点也各不相同,尤其是涉及到无权处分与各个具体制度之间的关系时更是各说各异,但是,如果我们略去种种枝蔓而只看其根本理论主张的话,那么就可以大致辨认出两大阵营来,也就是捍卫合同法第五十一条的“合同履行说”与抨击合同法第五十一条的物权行为理论。之所以说这两种学说可以形成两大阵营的对抗,主要是因为在两者背后矗立着债权形式主义的物权变动模式与物权意思主义的物权变动模式之间的对峙。而正如有学者指出的,如果不把无权处分问题放到物权变动模式的背景之下,那么所有的谈论都将抓不住根本。3
3 王轶:“论无权处分的效力——以物权变动模式的立法选择为背景”,《中外法学》,2001年第3期。
上述两大理论阵营的分歧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点涉及物权变动模式本身,即债权形式主义的物权变动模式如何可能?第二个方面才是关于无权处分问题的,即买卖等合同的生效以债务人享有处分权为前提是否可欲?而崔建远教授提出的两大命题则可以看成是对这两大分歧的回应。
一
就第一个方面而言,“合同履行说”认为,物权变动就是履行一个买卖等合同的直接后果,而这个买卖等合同仅仅是,按照德国民法学的术语,债权行为或者说负担行为。4 崔建远教授的表述是“一方面仍然遵循德国民法的思维模式,将构成债权合同的意思表示解释为仅仅含有发生债权债务的效果意思,另一方面不采取德国民法的物权行为理论,而是认为物权变动系合同履行的结果”。但是,单纯的负担行为怎么可能引发物权变动?在物权行为理论者看来,一个单纯的负担行为加上一个作为事实行为的合同履行,根本不可能产生物权变动的法律效果。结果,物权行为理论者指责“合同履行说”不合逻辑;而“合同履行说
4 崔建远教授的表述是“一方面仍然遵循德国民法的思维模式,将构成债权合同的意思表示解释为仅仅含有发生债权债务的效果意思,另一方面不采取德国民法的物权行为理论,而是认为物权变动系合同履行的结果”。
5 至于那种认为此类诘问乃概念法学的阴魂不散的观点,则是对概念法学和此类诘问所依据的共同的前提的双重误解的结果。王轶的观点就是如此。王轶:《物权变动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第60页以下。
崔建远教授的立场是相当明确的,但是他的表述确是相当谨慎。他明确提出的主张是“买卖等合同可以含有物权变动的效果意思”。这样一个命题显然修改了“合同履行说”,从而也就修改了整个债权形式主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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