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与中国相互理解.DOC

PAGE PAGE 1 作家·批评家·老冤家 ——译《批评家之死》有感 黄燎宇 2002年秋天，当人民文学出版社外国文学编辑部主任仝保民问我能否翻译马丁·瓦尔泽（Martin Walser）新出版的《批评家之死》的时候，我当场欣然允诺，而且感觉正中下怀。我几乎摩拳擦掌地从老仝手中接过了这部崭新的小说。我迫不及待地要翻《批评家之死》，并非因为这是一部争议小说（有人把《批评家之死》引起的风波称为“联邦德国文学史上的头号丑闻”），一部因为争议而畅销的小说，而是因为这是马丁·瓦尔泽写马塞尔·赖希-拉尼茨基（Marcel Reich-Ranicki）的小说。小说作者是瓦尔泽，小说主人公的原型又是大腕儿批评家、人称“文学教皇”的赖希-拉尼茨基。这俩人都不是等闲之辈，他们的关系也耐人寻味，所以我对他们有着浓厚的兴趣。 一 瓦尔泽是君特·格拉斯和海因里希·伯尔的同龄人，也都是联邦德国文学的代表人物。他没有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但这并不意味着他比格拉斯和伯尔缺少艺术才华，也并不意味着社会没有承认他的艺术地位和艺术成就。瓦尔泽曾获得包括联邦德国顶尖级文学奖格奥尔格·毕希纳奖在内的诸多奖项，在有生之年就享受了其他德国作家只能在死后才能享受的塑像待遇：一位雕塑家受瓦尔泽的中篇小说《一匹在逃的马》（1978）的启发，在他的居住地——博登湖畔的于伯林根——给他塑造了一尊具有怪诞风格的悬崖勒马的塑像。值得注意的是，身为知识型和学者型作家的瓦尔泽，还是一个政治浪尖人物，一个政治风云人物，或者如德国犹太人协会主席伊格纳茨·布比斯所说，是一个“精神纵火犯” 弗兰克·席尔马赫编：《瓦尔泽与布比斯的大辩论 文献汇编》，美茵河畔的法兰克福，1999年，第34页。。他能够做到一面躲在象牙塔里读书、写书，一面关心天下事，议论天下事，还时不时地发表惊世骇俗的言论。六十年代中期，他在法兰克福旁听奥斯威辛系列审判之后，发聋振聩地喊出了“我们的奥斯威辛”的口号 这本是瓦尔泽1965年撰写的一篇文章的标题。1979年他又写了《说不尽的奥斯威辛》一文。；六、七十年代他是左派先锋，他不仅反对越战，支持社会民主党，同情德国共产党，对“资产阶级”和“唯心主义”之类展开猛烈的批判；八十年代他则因为主张两德统一而被怀疑是民族主义者；九十年代末，他公开反对在柏林市中心修建犹太大屠杀纪念碑林，反对“在首都的心脏用混凝土构筑一个足球场大小的噩梦”，反对“把耻辱化为巨型艺术”，还公开质疑是否有人把奥斯威辛 弗兰克·席尔马赫编：《瓦尔泽与布比斯的大辩论 文献汇编》，美茵河畔的法兰克福，1999年，第34页。 这本是瓦尔泽1965年撰写的一篇文章的标题。1979年他又写了《说不尽的奥斯威辛》一文。 http://www.dhm.de/lemo/html/dokumente/WegeInDieGegenwart_redeWalserZumFriedenspreis/ 不管瓦尔泽其人其文多么有趣，我对他产生兴趣却有些不同寻常，因为我是做托马斯·曼研究的，我坚守这块研究阵地已近二十年，我属于典型的阵地式研究者。众所周知，阵地式研究者与游击式研究者的不同，他对自己的研究对象已不再是纯学术的、公事公办的、主体对客体的态度。阵地式研究者与其研究对象之间很容易出现帮派关系，友好关系，师徒关系。有什么样的师傅，就有什么样的徒弟。受这一规律的制约，在德语文学研究界经常可以观察到如下有趣的现象：由于德布林和布莱希特是托马斯·曼的文坛宿敌，阵地式托马斯·曼研究者往往很难对阵地式的德布林或者布莱希特研究者产生好感更甭说友谊，他们在读德布林的小说或者布莱希特的剧本的时候也往往打不起精神。老实说，我也属于这类阵地式研究者。由于我所接触的中外文化名人当中托马斯·曼给我的精神养料最多，阵地式学者的爱憎情感在我身上是超常地强烈，几乎到了谁喜欢托马斯·曼我喜欢谁、谁讨厌托马斯·曼我讨厌谁的地步。但出乎意料的是，我这个走火入魔的阵地式托马斯·曼研究者在瓦尔泽这里遭遇了命运反讽，说通俗点，是遭遇命运的嘲弄：我第一次读到瓦尔泽的文字——那是一篇痛批托马斯·曼的文章，便爱不释手，对他肃然起敬。瓦尔泽那篇文章写于1975年，题为《作为最高档食品的反讽或者说作为最高贵者食品的反讽》。在托马斯·曼诞辰一百周年、世界各地都在欢庆文学圣诞之际，瓦尔泽抛出了这篇似匕首、似投枪的文字。他的意图很明显。他当然是想打托马斯·曼的七寸，也就是从分析托马斯·曼的艺术法宝——反讽——入手，揭露和批判托马斯·曼的阶级意识和无意识，也就是他的大资产阶级意识和无意识。瓦尔泽这篇文章充满左派的思想、左派的立场、左派的语言，但是他写得锋芒毕露，激情澎湃，一看就是那种很有才气、很有水平的左派，我对他的兴趣和敬意便油然而生。同时让我感到诧异的是，对瓦尔泽的兴趣和敬意不仅没有拉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