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题讲座中国城镇居民消费行为演变的制度解释与统计检验中国城镇.pptVIP

专题讲座： 中国城镇居民消费行为演变的制度解释与统计检验 中国城镇居民消费行为演变的制度解释与统计检验 引言 一、中国城镇居民消费行为演变的阶段划分 二、计划经济体制下中国城镇居民的消费行为特征的 制度解释与统计检验 三、1978—1988年分权体制下居民消费行为的 制度解释与统计检验 四、市场经济下居民消费行为的制度解释与统计检验 引言 中国自建国以来,发生了几次大的制度变动,制度因素是否影响中国居民消费与收入的关系,是否改变居民的消费行为,对其实证研究无疑会为验证各种假说提供丰富多彩的史料与实验室,同时也为我们分析中国居民消费行为的本质特征提供了科学的研究方法。 一、中国城镇居民消费行为演变的阶段划分 划分方法 数据说明 划分结果 划分方法 由于我们需要按时间顺序分析制度变化对消费行为的影响。因此，本文运用有序样品聚类分析方法，将消费与影响消费行为的主要变量作为判别消费者行为阶段的主要因素。 数据说明 本文使用臧旭恒计算到1992年城镇居民的名义数据,通过对名义数据的平减处理,采用了实际数据。在处理中使用了以1952年为基期的全国零售物价指数。根据《中国统计年鉴》提供的资料,我们计算了1992—1996年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消费、金融资产和实物资产。 划分结果 利用1952—1996年的实际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Y,实际城镇居民消费支出C,金融资产S和实物资产Y进行有序样品的聚类,聚类结果如下: 当我们粗略地将45年划分为两类时,结果为1952—1983为一类,1984—1996为另一类。这说明,1984年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事实上从平均消费倾向APC上看,1952—1983年一直在0.9以上,而1984年以后开始低于0.9,两个阶段有明显的变化。 从以上聚类结果可以看出,1978年以前,消费具有超稳定结构;但改革开放之后,特别是1984年以后,消费行为变化频繁,这其中,有消费观念,收入阶层及其差距的影响,但最主要的是制度变化。如何认识制度变化对消费者行为的影响,这是我们需要深入研究的问题。 为了研究的方便,根据有序聚类的结果,我们将这段历史时期分成三个部分,即1952—1978年的传统体制,1979—1991的双轨制和1992年以后的市场经济体制。在分析中,我们通过观察不同阶段城镇居民消费行为特征,选择不同的消费函数,并对不同时期的消费行为进行比较分析,结果证实制度变化是影响居民消费行为的主要因素。 二、计划经济体制下中国城镇居民的消费行为特征的制度解释与统计检验 (一)制度解释 我国1949年建国后,经过短暂的恢复时期,于1953年开始在极低的收入水平上推行重工业化道路,但由于资金存量的严重不足,国家通过建立一套“管”和“包”的制度限制居民的消费行为。具体体现在: 1.禁止生产者自由流动 包括禁止人们自由择业,自由迁徒和自由改变身份。所有这些做法的经济意义在于,只有当人们无法通过职业选择来增加自己的收入时,宏观上收入的控制,特别是长达20年时间里不提高职工工资的做法才能得以实现,从而为重工业化道路积累资金。 2.限制消费者选择自由 这主要是通过各类基本消费品实行定量或凭票供应的办法来体现。如果说抑制消费者货币收入的增长还只是通过间接的对消费施加影响,那么定量供给的做法则是直接取消了消费者自由选择的资格。其经济意义在于由于重工业战略是生产带动生产的,从根本上排斥消费,消费只作为重工业过程中一种投入品被严格地节约,使消费完全被隔离在工业化进程之外。 3、福利性补偿 因此,传统体制下,制度对居民行为的约束强度是相当强的。在这种体制下,居民作为劳动者与作为消费者,被完全分割。居民消费行为特征: 一是居民作为劳动者,获得的收入不是其人力资本的函数,而是外生制度赋予的收入,收入分配平均化弱化了消费者之间的“示范效应”; 二是消费品实行配给制,消费支出是外生配给的,居民没有消费选择权; 三是居民的收入仅仅够消费,储蓄很低,其他投资权是严格禁止的; 四是国家给居民提供了无风险预期,居民的前瞻性压缩到一个月,因为这一个月的消费模式可复制到一生的各个阶段，跨时的资源配置是不必要的,也是不可能的。 因此,从直观上看,在该制度下,我国城镇居民的消费行为符合凯恩斯绝对收入假说。 (二)绝对收入模型解释 凯恩斯绝对收入假说的要点:(1)实际消费与实际收入之间存在稳定的函数关系,即C=f(Y),式中C表示消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