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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人憂鬱症患者的支持性照護 台北醫學大學護理系 蕭妃秀助理教授 憂鬱、文化與護理 文化因素影響了憂鬱症的成因、病人表達症狀的方式以及處理憂鬱的方式，因此從文化的角度來探討憂鬱症是重要的議題。 護理人員了解文化對病人想法、情緒、行為的影響後，更能有效的提供給病患支持。 “文化同理心” (Cultural Empathy) 於支持性的照護 “文化同理心”：從個案的眼睛看世界，聽他們可能所聽到的，感覺和經驗他們的內在經驗 (Ivey, Ivey, Simek-Morgan, 1993, p,21)。“文化同理心”中透過了解文化對個案自我概念、想法、價值觀、習慣和行為的影響，治療者能覺察並接受個案的文化價值觀及想法。文化的了解可以幫助治療師更能了解個案的處境，進而能和個案所感受到的一樣。 文化與壓力 生活壓力事件是導致憂鬱症的重要原因之一，而文化影響了人們如何解釋壓力、以及對失落的反應。 人際關析的問題為華人主要的壓力 來源 相較於西方文化中強調個人的自主性，東方儒家思想強調維持人際和諧的重要。 為了維持與關係中的其他人保持心理與社會的和諧，儒家強調每個人應善盡自己角色扮演中所應負的責任。 文化、自我概念與情緒困擾 儒家的思想仍影響華人對自己的看法，正向的自我看法來自於對自己所盡的責任感到滿意並得到家人的認可。 楊國樞描述華人文化的特性-社會取向的成就裡動機 (Social-oriented achievement motive)，指出個人的成就不僅與個人的面子有關，還關係到全家人包括祖先的榮耀，以致於當個人追求成就失敗時，他們會貶低自我價值、增加對失落的感受並且他們容易對家人感到內疚、自責及並產生憂鬱的情緒。 憂鬱症患者的故事 Cindy 是一位美籍華裔的醫學院的學生。她表示心情憂鬱、焦慮、無法入睡、沒有食慾。她告訴治療師說他並沒有興趣要成為一位醫師，她唸醫學系是因為要達到父母親的期望，她覺得她無法將她的處境告訴家人和朋友。她覺得父母移民來美國工作非常辛苦，做了很多的犧牲是為了她和妹妹的教育，媽媽也常常告訴她父母為他們姊妹所做的犧牲。Cindy對自己唸醫學系沒有興趣並感到罪惡及混淆。這段時間裡Cindy表情平淡、說話沒有力氣、眼睛避免正視治療師。 西方心理治療的介入 治療師可能覺得Cindy 缺乏主見，過度依賴她的家人，出現對父母、家人、朋友過度的被動。治療師可能建議她參與主見訓練來幫助她更加獨立，並且鼓勵她對的家人表達她的憤怒及挫折。或許運用角色扮演的方式教導她學習如何和父母相處。 只專注及鼓勵Cindy獨立是不具有文化的敏感度。治療的措施必須考慮文化的因素和透過“文化同理心”的提供，反應Cindy所面對和文化因素相關的困難。 如何提供 “文化同理心” 這個個案明顯經驗到很大的壓力：需要成功的完成醫學學位。 “文化同理心”包含深入的了解家庭的文化背景、 孝順的觀念、社會角色、小孩對父母及家庭的義務以及其他相關的文化議題例如丟臉及羞恥。文化的了解幫助治療師能感受Cindy所經歷的兩難困境。 如何提供 “文化同理心” (續) 治療師需要了解在華人文化裡，小孩的成功被等同視為父母和家人的成就。小孩的行為和成就代表整個家族，因此個人對自我的認同是涵蓋於家庭的整體裡。 如何提供 “文化同理心” (續) 孝順的觀念強調尊敬並聽從父母的意見，並對父母及長輩盡到義務。小孩被期許要聽從及達到父母的期望，即使是犧牲自己的理想。在華人文化的規範裡，不表達個人的想法及需要而聽從父母的期許是適當的行為。 引發孩子的羞恥和罪惡感是父母藉以讓孩子能達到父母的期望，及促進孩子適當行為的方法。所以不適當的行為，例如不聽從父母，會造成孩子的羞恥感及丟臉，並且孩子會失去父母的支持。 “文化同理心” (Cultural Empathy) 於華人的家庭 華人文化強調以家庭為導向(Family-oriented)，個人的成就、自尊關析著家庭的榮耀。個案的失落也反應了家人的痛苦。因此學者(Yamamoto Chang, 1987)建議治療師除了個案外，應該對其家人表達同理心並將家屬涵蓋於治療內。 文化同理心與情緒支持 研究文化精神醫學的精神科醫師蘇(Su)指出藉由家中成員作為調解者並運用華人文化中所強調的價值觀，例如尊敬長者、顧及面子、避免直接面質、維繫和諧的家庭關係，可以有效的處理病患人際關係的衝突。以下是精神科醫師蘇(Su)描述運用此方法解決一位患有憂鬱症的老年婦女的人際衝突的案例： 案例 “我注意到一位患有嚴重憂鬱症的華人老年婦女，拒吃、拒喝、不說話，無論醫師護理人員如何鼓勵她，都無法阻止她的情況繼續惡化下去。因為情況危急她的健康，醫師考慮使用電療。與家屬的會談中，我發現當病患到紐約探視兒子和媳婦時，在她感覺到被兒子和媳婦拒絕時，曾經有短暫的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