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的审判——帕斯捷尔纳克与他的《日瓦戈医生》(一).docVIP

爱的审判——帕斯捷尔纳克与他的《日瓦戈医生》(一) “世世代代将走出黑暗，承受我的审判” 　　——日瓦戈医生的诗歌 　　一 　　维特根斯坦在读完托尔斯泰的《哈泽·穆拉特》后曾掩卷而叹：“他是一个真正的人，他有权写作。”1我一直想说，这也是我在阅读帕斯捷尔纳克的《日瓦戈医生》时的最大感慨。 　　写作的权利意味着人的尊严、文学的尊严，而帕斯捷尔纳克通过写作《日瓦戈医生》所赢得的，正是人的尊严、文学的尊严。毋庸讳言，对于置身社会主义这一特定背景的作家来说，这应该是一份人们期待已久的尊严。社会主义，是20世纪最为重要的历史实践，也是20世纪最为严峻的时代课题。2正如帕斯捷尔纳克所描述的：“血的海洋会逼近到每个人的脚下，溅在所有企图逃避、苟且偷安的人身上。这场血的洪流就是革命。”3然而，也因此，对于所有置身社会主义这一特定背景的人来说，“社会主义”就必然意味着严峻的挑战。帕斯捷尔纳克的可贵在于，他最早意识到了这个挑战。“如果我们还能活到可以把当时的情况记录下来并且看到这些回忆录的时候，我们肯定会认识到，在这五年或十年当中的感受，远远胜过整整一个世纪。”4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在他看来，社会主义并不仅仅是一场社会变革，而且还是一次精神事件。因此，它不但需要政治的总结，而且需要精神的审判。而这一切，也正是一个作家的所能为与所应为。索福克勒斯在《俄狄浦斯王》中曾经借助濒临死亡的俄狄浦斯王之口声称：“你们在快乐的日子里，要念及死去的我，那你们就会永远幸福。”莎士比亚也在《哈姆雷特》中借助濒临死亡的哈姆雷特之口声称：希望后人能够想起他的故事。帕斯捷尔纳克禀承的也正是这一作家的神圣职责。“远远胜过整整一个世纪”的“感受”，被他“记录下来”，并载入《日瓦戈医生》的字里行间。他借助《日瓦戈医生》所写就的，正是俄罗斯的社会主义历程的一部不朽的精神史记、心灵史诗，他所完成的则是关于社会主义的精神审判。 　　犹如维特根斯坦对于托尔斯泰的赞叹，帕斯捷尔纳克也“是一个真正的人”。命运把他抛入20世纪的俄罗斯炼狱，让他置身一个悲欣交集的时代，而他则以极大的勇气去面对这一炼狱与时代。他明白自己的选择，也明白这一选择必然意味着承担，甚至意味着生命的代价。何止是在他所置身的时代，在任何时代，类似他的这一选择都不会获致当政者的首肯，都会被排挤到社会的边缘，都会被“排斥”为“异己”，“灵魂因为人类的苦难而受伤”。回想一下斯大林的称他是“天外来客”，肖洛霍夫的说他是“寄居蟹”，还有某些评论家的指责他脱离人民，他的声音也“经常被时代的进行曲和大合唱所淹没”，就会意识到上述的“排挤”与“排斥”。但是，这也正是帕斯捷尔纳克的深刻。他最早意识到：每个个人都是整个国家，是个人的尊严作为前提在维护着国家的尊严。对于任何一个个人，国家都既不能“预支”，也不能“透支”。而且，自己所要求的自由，就必须为所有的人去争取之；自己所拒绝的****，也就必须为所有的人去拒绝之。因此，只有拯救自己才能拯救世界，只有维护个人的尊严，才能维护人类的尊严。在此意义上，个人的声音胜过时代的雷霆，个人的声音就是时代的最强音。1935年夏天，他临时被派去参加巴黎和平代表大会，会议中全世界的作家在酝酿要组织起来反法西斯，但是他却说：“我恳求你们，不要组织起来。”这当然是一个置身边缘情境的“边缘人”，正像帕斯捷尔纳克在诗歌中不无痛苦地倾诉的那样：“整个一生我都想和大家一样。/但是世界，披着优美的衣裳，/却不来倾听我的痛苦，/于是我只想，像我自己那样。”5然而，也正因此这才是“一个真正的人”。显然，倘若统治者的操纵历史的权利是真实的，那么帕斯捷尔纳克作为一个独立的知识分子所拥有的思想的权利就同样是真实的，而且是更加真实的。作为自己所面对的一切的见证者与守夜人，作为独立知识分子的个人，帕斯捷尔纳克同样可以在历史的长河中写下自己的名字。 　　同样，也犹如维特根斯坦对于托尔斯泰的赞叹，帕斯捷尔纳克作为“一个真正的人”，也“有权写作”。作为一个美学研究者。我一直为帕斯捷尔纳克的对于美学的痛斥而惭愧：“美学并不存在。对我来说，似乎美学不存在是对它的一种惩罚，因为它撒谎、妥协、迎合俗趣、屈尊俯就。因为它在对人一无所知的时候，胡扯专业问题。”6因为这无疑也是中国的美学研究的通病。而帕斯捷尔纳克显然没有“撒谎、妥协、迎合俗趣、屈尊俯就”，也没有“胡扯专业问题”，而是敏捷地意识到了自己的使命。帕斯捷尔纳克念念不忘的是“还债”。在逝世前的一年，他还对一位美国诗人说：“当我写作《日瓦戈医生》时，我感觉对我的同代人欠有一笔巨债。写这部小说正是为了还债。这种负债感在我缓慢的写作过程中变得一发不可遏制，在那以前，我多年仅仅从事诗和国外作品的翻译，我有责任通过小说评述我们的时代——遥远而又恍若眼前的那些年月。时间不饶人。我想将过去记录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