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的中国哲学研究1949-1999.doc

当代中国的中国哲学研究（1949以来） 序语 关于1949年以来的中国哲学史研究，可略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对中国学术界目前使用的“中国哲学”概念做一个说明；第二部分着重说1949年至1999年之间的中国古代哲学研究。关于这个题目，我撰写了一部《理性的反思与超越——当代中国哲学史学史》，这部书分为上下卷，70万字，已经交给南开大学出版社，估计今年上半年内会出版。第三部分讲一讲1980年以来的现代新儒学研究的意义，不具体综述研究个人的观点。第四部分就整个中国哲学史研究这个学科的存在和发展提出点自己的感想。 我使用的“当代中国”的“当代”，指1949年以来，“中国”仅限于中国大陆学术界，不包括中国港台地区学术界。因为在1949年以后的很长时间内，中国大陆学术界与台港地区、国外几乎没有开展任何联系，形成了相对独立学术研究方式。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大陆学术界与港台学术界、美国、日本学术界的联系逐渐增多，形成了相互影响的互动态势。中国哲学与韩国学术界的联系是在中韩建交的1992年以后大规模开展的。 第一部分 从“在中国的哲学”到“中国的哲学”：“中国哲学”概念的说明 “中国”和“哲学”可以是形容关系，即“中国的哲学”，指在中国形成并得到发展的哲学，这就是中国传统哲学。但是，“中国哲学”还可以指“在中国的哲学”，这又包括西方哲学、印度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等。这是一个集合概念。在这种意义下，中国是个地域，在中国的哲学和“中国”之间没有内在联系。“中国哲学”还有一个意义，专指“马克思主义哲学”。 “中国哲学”和“中国哲学史”的使用也有一些区别。中国一般把对中国古代哲学的研究称为“中国哲学史”，大学哲学系的建制一般是把“中国现代哲学（包括现代新儒学）”单独作为一个教研室。不过，近年来由于各大学人员的减少，建制上两个教研室合二为一的情况非常多。但尽管如此，二者在使用上还是有微妙区别的。“中国哲学史”更偏重于把历史上的中国哲学作为客观研究的对象，而“中国哲学”则往往有发展中国哲学的意思。“史”似乎意味着旧的态度和方法，没有“史”的“中国哲学”意味着新的态度和方法。这不是以是否对中国哲学采取批判的态度而言的。此外，在与“西方哲学”对称的意义上，一般也使用“中国哲学”这个概念。在中国，西方哲学史学科一般是把时间截止在马克思主义产生为止，此后叫做现代西方哲学。 在目前，中国的哲学研究的发展趋势是“在中国的哲学”逐渐成为“中国的哲学”。 进入现代（1919年）以后，中国哲学主要受欧洲大陆哲学、尤其是德国哲学和英美分析哲学的影响，在中国的哲学主要指西方哲学。如，德国哲学和中国哲学的渊源就非常深。向前追溯，早在十七世纪，传教士把中国哲学的典籍传到西方，中国哲学曾经影响了德国的莱布尼兹、沃尔夫以至于康德的哲学。1687年法国出版了《孔子与中国哲学》， 1687年 \o 柏应理 柏应理在 \o 巴黎 巴黎以 \o 拉丁文 拉丁文出版了《中国贤哲孔子》(Confucius Sinarum Philosophus，)一书，中文书名为《西文四书直解》(实际只有三书，尚缺《孟子》)。它是十七世纪欧洲介绍孔子及其著述的最完备的书籍。此书实为 1687年 \o 柏应理 柏应理在 \o 巴黎 巴黎以 \o 拉丁文 拉丁文出版了《中国贤哲孔子》(Confucius Sinarum Philosophus，)一书，中文书名为《西文四书直解》(实际只有三书，尚缺《孟子》)。它是十七世纪欧洲介绍孔子及其著述的最完备的书籍。此书实为四位传教士殷铎泽、恩理格、鲁日满、柏应理多年在中国传教的共同成果。 不仅德国哲学，英美分析哲学对于中国哲学的影响也是十分显著的。冯友兰尤其是金岳霖都采用了分析哲学的方法。不过，他们只是采用了分析哲学的方法，而没有采用它的反形而上学的结论或观念。冯友兰、金岳霖都是新实在论者，他们都把分析的方法、逻辑的方法用来建构和论证自己的形而上学体系。他们之所以这样做，实际上是建立一种具有本体意义的中国哲学和接受西方先进的文化相结合的结果。这也说明，“在中国的哲学”变成中国的哲学。 1949年以后，哲学家可以建立自己体系的可能性不存在了。除了熊十力以外，所有学者都是把中国哲学史作为客观的对象进行研究。这种态度到上一世纪九十年代以后有所改变。比如，张世英（《天人合一》、《澄明之境》）基本上是在消化德国哲学的基础上诠释和建立自己的哲学。其他一些学者也有这种倾向，如张祥龙等人的研究。张立文还在建立自己的“合和哲学”。90年代以后，依靠分析哲学的方法建立自己的哲学的学者，似乎还没有出现。这是因为分析哲学太专门，太技术化，一般不易掌握，离中国哲学也更远的缘故。 第二部分 民族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