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红楼梦看康乾盛世的悲惨.docxVIP

从《红楼梦》看康乾盛世的悲惨真相 现存120回《红楼梦》的真正作者、清代大文豪曹頫（1706年6月8日～1775年？）长久埋没在历史尘埃的深处，这是中国文学界、文化界和思想界的沉重悲哀，是中国知识分子在学术和道德上的巨大伤口。 尽管如此，曹頫的作品在中国却始终拥有庞大而狂热的读者群，并使来自欧美的文学和历史领域的专业研究者深感着迷。不为人知的曹頫可谓“孤篇独绝，竟成大家”，他以广为人知的《红楼梦》（本名《石头记》）而注定成为世界文学历程中一座伟岸的里程碑。 （资料图：1987年版《红楼梦》剧照。图片来源于网络。） 曹頫的《红楼梦》既有华美精致的文字表象，又有博大庄严的精神气质；他继承了东方文明古国源远流长的文学传统，然而又在语言文字和思想情感的复杂性与穿透力等方面达到了古往今来汉语写作者难以企及的高度、广度和深度；另一方面，在曹頫的作品里，大家又不难发现世界各国、各民族、各语种里最优秀的小说家、戏剧家和诗人所共同遵循的艺术法则与道德取向。 曹頫的独特性在于他以个人成长的经验和始终如一的纯真之心观察、辨析其生活环境，揭示了假丑恶肆行于世、真善美惨遭摧残的悲哀现实，摧毁了古中国存在任何所谓“盛世”的神话。 与此同时，曹頫的博大与悲悯使世界的复杂性在其笔下得到了自然而真实的再现，不但人性的真善美与假丑恶有机地统一于作品中的各种角色，而且一个古老而封闭的文明陷入死亡荒原的大趋势，以及这种文明获得新生的内在资质，都得到了形象而深刻的呈现与阐释。 《红楼梦》以一个小男孩贾宝玉的成长过程为主线，逐步揭示生活环境对于他的全部意义。贾宝玉对世界的观察是敏感的，他在幼年时期就指出男人们是一群“浊臭逼人”的“国贼”“禄蠹”，表达了不愿按既定生活程序进入成年人世界的志向。贾宝玉对其生活环境口无遮拦的尖刻抨击，一开始只是被他周遭的男人女人们当作小孩子的无知戏言。然而小说接下来展开的一个又一个的情节，却充分映证了贾宝玉的观感。 在这个男人占绝对统治地位的世界里，男人们道德败坏，愚蠢无能，贪婪虚伪，他们驾驭的国家机器充斥着黑暗和腐败，官僚贵族骄奢淫逸，寡廉鲜耻，肆行贪污掠夺，法律如同儿戏，礼教徒有其表。《红楼梦》甚至尖刻地讽刺了皇帝，这个位于国家机器顶端的所谓“圣人”，其实不过是沉溺于“圣朝”“圣世”谎言中的昏君和暴君。贾宝玉终于明白，这样的皇帝所统治的世界，不过是一个无可救药的“末世”，它摧毁一切美好的事物，包括爱情，因此他毅然决然地选择了远远逃离。 鲜为人知的是，《红楼梦》的这种彻底批判有着鲜明的指向性。小说在叙事时间的安排上极为精妙，曹頫按照从自己出生的1706年6月8日（农历四月二十八乙卯日，“药王圣诞”日）到雍正二年（1724年甲辰）年底这样一个真实的年代序列逐年展开叙述；这个时间序列隐藏在120回小说情节之中，同时又被曹頫用历法特征、元旦朝贺、皇家殡葬、黄河在河南境内大决口以及八字命理、科举考试等情节暗示出来。从1706年到1724年这一时期，恰好是被吹嘘为超越中国历朝历代的“康熙盛世”，而曹頫笔下的贾宝玉如同安徒生笔下的小男孩，毫不客气地指出所谓“盛世”的华美新装不过是一丝不挂的荒唐丑态。 曹頫在时间叙述上的精妙安排，是彻底澄清二百多年来关于《红楼梦》的几个基本疑问的“时间密码”，同时又是射向造假者的穿心利箭。 曹頫在《红楼梦》一开篇就通过石头与空空道人的对话暗示，读者可以将小说的情节自行安排在中国古代的任何一个“盛世”，因为小说是取“事体情理”，是“通灵”而不拘泥于具体朝代。这表现了曹頫对于古代中国社会和历史的深刻洞见。黑格尔在《历史哲学》一书中批判道：“中国的历史从本质上看是没有历史的，它只是君主覆灭的一再重复而已，任何进步都不可能从中产生。”曹頫的《红楼梦》显然早已详尽透彻地表达了类似的绝望观察。 曹頫的绝望使我想起曾经站在诺贝尔文学奖领奖台上的英国大诗人T.S.艾略特。将《红楼梦》的批判意识与艾略特的《荒原》作一番比较，大家就会发现：中国作家与诗人的“荒原意识”在曹頫笔下已经构筑了完整的思想体系。曹頫对社会、时代和历史的批判是全面的、彻底的和义无返顾的，“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恰恰是“荒原意识”曹頫式的表达。 1922年10月，T.S.艾略特发表长篇诗作《荒原》（The Waste Land），在英美诗坛上引起了巨大震动，在现代派诗人那里引起了思想共识和艺术趋同，有人将这种文化心态称之为“荒原意识”。所谓“荒原意识”，就是在《荒原》的影响下，一部分现代派诗人头脑中产生的对于西方社会乃至人类整体悲剧命运的现代性关照，以及对于荒谬与黑暗现实社会的批判意识。 《红楼梦》不仅是一部爱情悲剧，而且还包涵了更为深广的内容。作品以曹頫从出生到18岁的真实年代序列为叙事的时间主线，以其亲身经历为小说情节和人物原型，对其所处的家庭和社会作了全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