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捐赠及其税收激励研究.docVIP

税收激励公司捐赠的机理及效应 研究公司捐赠与研究个人捐赠一样，个人考虑的是效用最大化，而公司考虑的是利润最大化，而对公司中的管理者而言，也面临着效用最大化的问题。因此，本节将借助公司的利润最大化模型和公司管理者的效用最大化模型，分析税收对公司捐赠的影响。 利润最大化模型 就一个公司而言，由于其目标为利润最大化，因此，他们在进行捐赠时，考虑的问题为该捐赠是否带来收入或降低成本。当捐赠可以行使公共关系职能时，那么就会增加公司的收入；同样，当捐赠引起的成本下降高于捐赠额本身时，公司的成本自然会降低。还有一种方式是可以通过捐赠改变周边社区环境，使其更适合生活和工作，或者通过捐赠降低公司所需支付的工资，或者通过提升公司的公众形象等降低其他方面的成本，比如公司可以更方便地变更工作地点或降低公司形象被毁坏的成本。 由于捐赠给公司带来的收益是无形的，所以难以用精确的数字衡量。但是由此我们可以得到两点启示：第一，如果捐赠对任何公司来讲都十分重要，则对于那些市场销售额或市场份额受公众感知力影响较大的公司影响最大；第二，公司总是在其所属区域内进行捐赠。就第一点而言，约翰松（Johanson，1966）曾指出，处于完全竞争市场或完全垄断市场的公司受公众形象的影响较小，而寡头公司受此影响较大。因此，他的分析表明，寡头公司比其他公司参与捐赠的积极性更高。一些数据也表明，受公众影响较大的企业捐赠的数额或次数也越高。就第二点而言，安德鲁（Andrew，1952）通过调查，表明公司在其所属区域内进行的捐赠活动最多。总之，通过分析，至少有一部分企业出于利润动机进行捐赠，正如安德鲁所认为的，“公司在慈善方面几乎不会不露锋芒，他们的捐赠通常具有公共关系导向作用”。 既然公司追求的是利润最大化，那么公司所得税对公司捐赠又有何影响？假设一个公司的生产函数为Q(X，G)，G为捐赠额，X为其他投入。取t为边际税率，r为销售价格，s为X的价格，假设捐赠可在税前完全扣除，则净利润为： N=[ rQ(X，G) ﹣sX﹣G]（1﹣t） 可得决定捐赠额的一阶条件为：rQ’（G）= 1，此时，所得税对最优捐赠额没有任何影响。此时，如果s也是捐赠G的函数s（G），所得税对捐赠额仍无任何影响，最优条件变为： rQ’(G) ﹣s’(G)X = 1 我们可以通过放松假设条件重新修订这个模型，即捐赠对产出的影响不是当期的，而是跨时期的。假设捐赠可以给公司带来好的名誉而且持续几年。简单而言，我们考虑一个两时期模型，此时公司的收入取决于两年的捐赠总额。h为贴现率，两年的捐赠额G0 = G1+G2，则两年的净利润的现值为： Vn = [ rQ(X1，G0) ﹣sX1﹣G1] (1﹣t1) + h[ rQ(X2，G0) ﹣sX2﹣(G0﹣G1)](1﹣t2) 此时，捐赠的净支出第一年为(1﹣t1)G0，第二年为h(1－t2)G0，捐赠的净价格为P =1﹣t。如果hP2﹤P1,即h(1﹣t2)﹤(1﹣t1)，那么就应该选择第二年的捐赠额为最优捐赠额。通过分析，如果捐赠对公司利润的影响是跨时期的，利润最大化的实现取决于不同时期边际税率的大小。 3.3.2 效用最大化模型 我们可以通过分析公司管理者或产权拥有者的效用最大化模型来进一步研究公司捐赠。如果管理者或拥有者可以从公司捐赠中获得效用，那么企业所得税也会对公司捐赠产生影响。 笔者借鉴威廉姆森（Willianson，1964）自由选择行为模型（Model of Discretionary Behavior），模型中将公司捐赠引入了公司管理者的效用函数。假设管理者只消费两种“商品”——税后利润和公司捐赠，管理者会因捐赠而放弃一部分利润。无论管理者视公司捐赠为个人捐赠、个人消费还是某种特定形式的公司支出，他们都会赋予公司捐赠特定的价值。捐赠只有在一定幅度内才会带来利润，否则他们的边际利润为负。图3-6描述了作为捐赠的函数的利润曲线以及管理者的无差异曲线。此时，由于捐赠的存在，公司捐赠者选择的利润最大化点由G1移动至G2。 为了考察税收激励对捐赠的影响，假设管理者的效用取决于公司捐赠和税后利润。G，N分别代表捐赠额和净利润，效用函数为U(G，N)，s为外生变量，效用为： U(G，(1﹣t)(rQ(X，G) –sX - G)) 取Ug，Un分别代表捐赠和税后利润的边际效用，则一阶条件为： Ug+Un(1﹣t)[rQ’(G)﹣1] =0，或者 Ug/Un=(1﹣t[1﹣rQ’(G)]) 因此，税收激励显然对捐赠会产生影响。只有当管理者对任何捐赠都没有偏好时，税收激励才不会起作用，这种情况正如我们在分析利润最大化模型时得出的结论一样，rQ’(G) = 1。如果捐赠时产出的二次函数，即Q(G) = 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