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以忘却的点滴印象.doc

缅怀知名经济学家严仁赓及其夫人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教授 胡伟略 2009年4月初，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张友仁教授来信告知，严仁赓教授2007年3月、他的夫人叶逸芬女士2009年3月29日相继去世,享年都是97岁。我打电话给张友仁老师说，我对他（她）们两位老师都有一些深刻记忆，但不多。张老师让我写出来。文稿出来后，得到张老师肯定，我又查看一些资料，加以修改。 我是1955年由重庆巴蜀中学考入北京大学经济系的，1960年毕业留校，1963年9月因家庭社会关系调离北大。在北大经济系8年，我和许多老教授很熟，有的私交很好。比如樊弘教授，我时常去他家，几乎无话不谈。他写了论文，到年轻教工宿舍来让我看了确定寄哪家杂志。我调离北大时，他找校人事处长谈要把我留下。又比如张友仁教授，当时是我们政治经济学教研室领导，他的夫人张秋舫教授是我们外系政治经济学教研组负责人，是我的直接领导，（可惜秋芳老师已不幸去世）。我也常去他们中关院的家里，他俩都对我说，没有催调你走，你就别问了。可是我和严仁赓、叶逸芬老师并没有什么私人来往，却有一些点点滴滴的深刻印象，他（她）们对我们细微无声的教养很难忘，总的感觉是既严格又慈爱。这些在现在都是很难得的。 入校不久，大概是1956年，严仁赓老师给我们上《财政学》课。当时，就已经知道严仁赓老师的大名，他留学美国，曾任浙江大学教务长，1952年后任北京大学经济系教授、北大副教务长和校长助理。后来知道，严仁赓是严修之孙儿，严修是清末大文人官员，曾在贵州任学政并开办新学，他筹资和张伯苓一道创办南开中学、大学。严修十分信赖周恩来，曾资助周在法国留学和从事革命活动。严修和严复，还有后面要提到的叶祖珪，当时都是世交，都在天津办新式学校和水师学堂。祖父严修的正直、清廉、好学、创办新学和爱惜英才的风范，对严仁赓的影响很大，严仁赓有回忆文章。 严仁赓老师到我们班来讲课时，戴着金丝边眼镜，风度翩翩，温文尔雅，慢条斯理，一板一眼。当时学习苏联“一边倒”的气氛很浓，《财政学》课没有开多久，就不上课了。我大概就记得一些概念化的东西，好像公共财政讲得比较多。我们爱把一些课程与政治经济学、《资本论》相比，觉得《财政学》课的理论不多。严仁赓老师说，在外国，研究财政的很多。后来，我看到马寅初、陈岱孙、严仁赓等，早期都有财政问题方面的论著。现在看来，懂得财政，管好财政，用好财政，对于人民、对于国家，都是十分重要的。抵御金融经济危机，需要有正确的财政政策和手段。可惜在当时那种氛围下，我们没有向严仁赓老师好好学习财政学。这个教训是特别深刻的！ 叶逸芬老师是北大经济系图书资料室管理员，早就听说她是一位大家闺秀，美丽大方。后来才知，叶逸芬是中日甲午海战中《靖远》号军舰叶祖珪管带（舰长）的孙女。我听后肃然起敬。甲午海战中爱国将领邓世昌在《致远》号多处受伤后，下令全速前进撞击日舰《吉野》号，被鱼雷击沉，252位将士全部壮烈牺牲。当时，爱国将领叶祖珪管带见旗舰被摧毁，他坐镇《靖远》号上升旗指挥各舰，绕击日舰，猛烈攻击，使日旗舰《松岛》瘫痪，使《吉野》等敌舰均受到重大创伤，后向东南方向逃遁。甲午海战中，叶祖珪管带表现了十分卓越的指挥才能和英勇顽强的战斗精神。叶管带在《靖远》号上用过的银壶等，由他孙女叶逸芬赠军事博物馆陈列。（见照片） 1952年，叶逸芬受张友仁教授的邀请，出任经济系资料室管理员。她由熟悉英语转而速成俄语，给苏联专家古马青柯做俄文打字。后在系资料室兢兢业业工作了47年。一开始，我们还借故去借图书看资料，可一睹她的风姿。她的确很注重修饰，红唇淡妆，衣装崭新。虽然当时年龄已不轻了，但很有风度，打扮很得体，上下班要挎一很讲究的手提包。据说她年青时的头像曾上过美国《时代》杂志封面。系里很多师生对她都很敬慕。我记得我很早就开始学习和研究凯恩斯，并对两部论著是下了功夫的。一本是樊弘教授的书《凯恩斯的就业、利息和货币的一般理论批判》。樊弘教授给我说，当时解放前夕中国有四大凯恩斯专家，他是其中之一。他不同意把“The general theory”翻译为“通论”，而应当像他那样翻译为“一般理论”。我同意他的观点，叫“通论”是把凯恩斯理论神化的因素之一。樊弘教授的书，我读了，也常和他讨论，受益匪浅。另外一篇论著是凯恩斯〈〈通论〉〉译者、北大经济系徐毓枬教授在〈〈经济研究〉〉上的长篇论文，好像题目是“凯恩斯是马克思主义的死敌”。当时是批判角度写的，可是内容很丰富。我到处找不到，那时的〈〈经济研究〉〉是大厚本的，听说只有经济系资料室有。一天，我就去问叶逸芬老师，她快步走到一处，拿了一摞该杂志。我很快找到徐毓枬教授的论文，我前后花了两个时段才读完。严仁赓夫妻那时住在第二体育馆旁边连接燕南圆的一单门独院里。我是校排球队队员，时常到二体打球，在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