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大利亚文化创意产业发展对我国的启示以昆士兰模式为例讲解.docVIP

澳大利亚文化创意产业发展对我国的启示※ ———以“昆士兰模式”为例 Australian Experiences of the Cultural and Creative Industries and Suggestions for China 王曦 WANG Xi (北京语言大学国际商学院北京100083 [摘要]本文主要通过三个视角探讨澳大利亚文化创意产业的经验对我国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借鉴。首先是在政策层面,我国可以借鉴澳大利亚的“多功能”政策模式,打破传统的单一政策模式,将文化政策同经济政策、产业政策和创新政策融为一体,以大幅度提升其导向性功效;其次,政府在建立和发展产业园区或集聚区时可以效仿澳大利亚“昆士兰模式”,注重小型和微型企业综合孵化平台的打造,为其提供管理咨询、技术支持和融资渠道等,为小型和微型文化创意企业解决实际困难;最后昆士兰科技大学创意产业学院的教育模式十分值得我国借鉴,即打破传统的学科界限,开展跨学科式教育,既帮助学生获得专业技能,同时又掌握本行业的经营和生存之道。 [关键词]文化创意产业文化政策文化创意企业企业孵化复合型文化创意人才 [中图分类号]F812.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1549(201301－0071－07 文化创意产业的“昆士兰模式”是目前在我国文化创意产业研究和实践领域被普遍接受的一种称谓。“昆士兰模式”是在澳大利亚国家、地方以及城市三个层面政策的导向和创意产业区域项目的配合及互动环境下形成的,由昆士兰州政府和昆士兰科技大学共同规划并投资兴建的一种教育—科研—企业—咨询交叉联动的创意产业发展模式。“昆士兰模式”以凯尔文·格鲁夫都市村庄(Kelvin Grove Urban Village的教育资源、历史文化资源和社会生活资源为载体,并以昆士兰科技大学创意产业学院的教学和科研为发展动力和智力支持,其教育、科研、企业和咨询的产业链同澳大利亚联邦政府和昆士兰州政府的政策及区域产业项目发展交相呼应,是文化创意产业在政府宏观政策所营造的大环境下酝酿,并在小环境中诞生、成长的集中发展模式。 “昆士兰模式”表面上看是一种单纯的集聚区模式,同其他国家包括我国的文化创意产业集聚区模式并无二致,即将人才、创意和企业在特定的空间内形成集聚发展的效应。然而,“昆士兰模式”历经近十年的发展,已经形成了自己的一套特殊发展模式,从官方的政策到产业实践都同其他集聚区有很大差异。我国“十二五”规划纲要已将文化创意产业升级为国家支柱产业,这就意味着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将在我国产业结构调整、经济发展和国际竞争力打造方面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如何有效地改善和提高我国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进程具有特殊意义,而“昆士兰模式”的多元互动与技能整合发展方法以及宏观和微观协同发展的理念可以成为我国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良好借鉴。 一、从文化政策到经济政策、创新政策 从澳大利亚的文化政策和创意产业政策的发展历程来看,澳大利亚经历了两个阶段,即以文化为主的文化政策发展阶段和以创意和创新为主的产业政策发展阶段。 收稿日期:2012－10－09 作者简介:王曦,女,辽宁人,北京语言大学国际商学院讲师,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文化创意产业和文化贸易。 ※本文是北京语言大学青年自主科研支持计划项目资助(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11JBG13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澳大利亚作为一个移民国家的国情及其特殊的自然环境和地理位置决定了其社会和文化发展环境的特殊性。澳大利亚人口稀少且聚居地分散,早期居民的文化教育程度较低,文化和艺术修养水平也普遍偏低,加之自然条件恶劣和交通不便,使得不同聚居地之间的人们交流不畅,这导致了不同地区之间较低的文化认同度,乃至20世纪中叶尚未形成较为协调统一的价值观和文化观。此外澳大利亚长期以来在很多方面对英国的过度依赖也加剧了其作为一个独立国家的文化认同观念的缺失以及文化艺术发展的不力。 针对这样一种国情,澳大利亚联邦政府于20世纪70年代进行了深刻的反省,并确立了以发展文化和树立共同的文化理念及全新的国家形象为主的国家文化政策。这一时期的澳大利亚主要政党都给予文化发展以不同程度的重视,并大力扶持艺术、教育、博物馆、电影、广播、体育和休闲娱乐、国家遗产等文化形式,以致澳大利亚文化和艺术在20世纪70年代得以飞速发展。 20世纪90年代是澳大利亚早期文化政策的收获季节,文化呈现一派繁荣的景象。此时,澳大利亚联邦政府再次思考,国家政策再次转型,转向以创意和创新为主的国家发展战略,即摆脱早期以文化为核心的轨道,注重文化对经济以及整个国家创新系统的作用。因此,1994年澳大利亚出台了《创意国家》(Creative Nation发展战略。这一国家政策标志着澳大利亚文化政策真正意义上的转型,即澳大利亚不单单要推广和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