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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组织成长困境分析及启示 ——基于文化、资源与制度的视角 石国亮 2012-8-16 11:17:40　　来源：《社会科学研究》2011年5期 　　【内容提要】 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社会组织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规模发展。但是与发达国家的社会组织发展水平相比，我国的社会组织发展并不理想，陷入了成长困境。以文化为基点，以资源、制度为两翼，以政党、政府、社会三者为主体，来构建我国社会组织发展困境的解释框架，不仅具备逻辑上的合理性，更有着现实中的实践性。根据文化、资源与制度的分析视角，公民文化的缺失与对社会组织文化认同的不足导致了我国社会组织发育的先天困境，进而造成了浅层次上资源供给不足的成长动力困境，以及深层次上制度建构滞后的发展保障困境。根据“政党—政府—社会”的三元分析模式，解决我国社会组织的发展困境，必须首先解决三者关于社会组织的文化认同问题，进而实现政党、政府与社会三者的有序合作。具体来说，应通过公民文化培养来达成执政党对社会组织的文化认同，使社会组织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实现人民民主的有力工具；通过拓展政府与社会组织的合作渠道，获取社会组织发展的资源渠道支撑；通过继续以加强配套法律建设与制度建设这种传统的路径为切入点，逐步破解我国社会组织发展的保障困境。 　　【关 键 词】社会组织 成长困境 文化 制度 资源　　20世纪80年代以来，社会组织经常被公共管理学者或实践者提及，并且都不约而同地把它看作现代公共管理领域内发挥重要作用的新兴组织形式。理论和实践表明，这些有着众多称谓的社会组织的确在提供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方面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并且作为当今社会治理的重要一元，在增加社会资本存量，培育公民社会等方面表现出独特的优势。尤其是在提倡合作治理的今天，社会组织已经成为与政府、市场一起，支撑合作治理体系的三足之一。在我国，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推进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与完善，社会分化日益明显，整个社会越来越呈现出多元化的发展趋势。社会分化的多元性使得原有社会治理体系的适应性逐渐降低，特别是在一些社会问题比较突出、尖锐的领域内，政府和市场已经呈现出力不从心的疲态，而社会组织作为民间性自治力量自发、自愿的集合体，在处理一些社会问题的时候发挥了政府和企业所没有或难以充分发挥的作用。但是，由于我国在文化供给、资源支撑以及制度建构等方面的缺失和不足，造成了我国社会组织在发育上的先天不足，发展上的后天无力，发展水平上的参差不齐。文化是一个民族在历史发展过程中长期形成的心理积淀和价值体系，它在深层次上影响着社会资源的分配和社会制度的建构。文化认同是资源供给和制度保障的基础性因素，这在我国社会组织的产生和发展过程中同样具有解释力。以文化为基点，以资源、制度为两翼，以政党、政府、社会三者为主体，来构建我国社会组织发展困境的解释框架，不仅具备逻辑上的合理性，更有着现实中的实践性。　　一、文化基因缺失——我国社会组织发育的先天困境　　文化一词有着极为丰富的内涵，概而言之，它是一个群体在一定时期内形成的相对稳定的思想、理念、行为、风俗、习惯、代表人物等，以及由这个群体整体意识所辐射出来的一切活动。由此可见，文化首先体现在人的意识层面，并且具有良好的稳定性。事实上，文化并不甘于躲在人内心的某个角落，它还影响着人的行为。“当边学习边行动并通过行动来学习时，文化和结构、态度和行为之间就不断地发生相互作用。”[1]一个行为的发生必然是某种文化酝酿的结果，文化可谓是行为发生的“元基因”。社会组织作为一种不同于政府和企业的组织形态，在促发其诞生的文化基因上也与两者不同。人们关于政府组织诞生的经典理论解释是“社会契约论”，人们为了免于受害而让渡权力，缔结契约，建立了政府，恐惧心理与契约文化是政府诞生的文化基因；关于企业组织的诞生，人们也作出了精彩的解释，企业是追求利益最大化的经济人为了解决个体行动单薄无力，而集结起来的以谋利为目的的组织。社会组织既不同于政府拥有普遍约束力的公权力，又不同于企业旨在追逐个人利益最大化，它是在“公民文化”的滋养和促发下诞生的。　　公民在现代社会不仅是一个法律概念，更是一个政治概念。亚里士多德在定义希腊城邦的时候就曾说过，城邦并非一个地域概念，而是一个“政治社团”[2]，“若干公民集合在一个政治团体以内，就成为一个城邦。”[3]亚里士多德之所以这样定义城邦，主要是强调公民在城邦政治生活中的主体地位，有权力参与公共事务。在这种城邦民主制中，“希腊人首次真正展示了公民理想和实践的内涵。因为他们把上述抽象思考能力与参与公共生活是人格充分和适当发展的必不可少的信念结合了起来。”[4]所以，从一开始，公民在公共事务中的主体地位和参与权利就成为西方政治思想和政治实践中所强调的首要因素。并且，这种强调逐渐形成了一种传统，一种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