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违反公司法强制性规范行为的效力 厦门网 2010-07-16 15:08 将法律规范分为强制性规范与任意性规范的分类方法在传统民法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该分类以主体是否可以通过自由的意思排除法律规范的适用为标准，如果可以通过主体的意思或相互之间的协商而排除其适用，则该规范为任意性规范；反之则为强制性规范。“任意规定与强行规定之区别在‘当事人’是否得依其意思或依其与相对人之合意拒绝系争规定之适用或修正其规定之内容。若然，则它便是任意规定；否则，便是强行规定”。民法当中，任意性规范是私法自治下合同自由原则的体现，即为主体提供广泛的合同内容形成空间；同时为了社会正义或公共利益的需要，对合同自由原则有必要加以限制，强制性规范则承担此任。我国台湾学者王泽鉴指出：“法律行为制度，旨在实践私法自治之理念，故国家法律一方面须设任意规定，于当事人无特别约定时，得予适用，对私法自治予以补充。一方面须设强行规定，不问当事人意思如何，强予适用，对私法自治予以适当限制”。 　　强制性规范是法定的、不容许当事人之间通过协议变更的规范，但法律禁止某种行为并不代表人们就不从事这种行为，因为法律的遵行一方面依靠法律的权威性，另一方面依靠社会主体的自觉性，在法律丧失其权威性和强制力、法律规范的内容与主体的功利目标相冲突或者主体遵守法律的自觉性降低的情况下，主体行为对法律的违反是不可避免的。此时，一个国家的特定机关就会出面以国家强制力为后盾对主体的行为作出否定性的评价。当事人对公司法强制性规范的违反一旦被诉至法院，法官就面临对该行为作出何种评价的境地。但由于法律规范与法律条文不具有一一对应关系，规范的创制者为了避免重复和表达的简洁，将有些规范的构成要素设置在不同的法律条文乃至不同的部门法之中，也即规范的法律后果并非与条件预设、行为模式处于同一条文之中，而是处于不同的规范或规范群之中，甚至处于不同的部门法之中，这样，违反规范所规定的行为模式招致的法律后果就不是一目了然的，而是需要找寻和判断的。所以，“其一，您不能满足于阅读某个单独的法律规定，即使该规定已经安排了所预期的法律后果；其二，您应当阅读某一规范领域内能够产生预期法律后果的一切条文；其三，您应当回忆有关类似问题领域的、或者产生竞合的法律后果的一切规定，并试着从这些规定的比较中认识所适用规范的特殊目的”。同时，从理论上讲，强制性规范是不容许当事人通过自由协商排除其适用的规范，如果当事人通过协商而排除了规范的适用，必然招致法律上的否定性评价，然而究竟需要作出何种否定性评价以及此否定性评价是否可以取代彼否定性评价，需要法官进行进一步判定。 　　一、《公司法》中关于违反强制性规范法律后果的规定 　　修订后的《公司法》关于主体违反强制性法律规范之法律后果的规定主要有以下几个类型。 　　(一)只明确规定了行为本身无效的法律后果，而没有其他关联行为效果的规定。如《公司法》第147条第1款规定了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任职资格，第2款规定违反前款规定选举、委派、聘任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行为无效，第3款规定当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出现第1款行为时公司应当解除其职务。由此可见，《公司法》对违反第1款的行为的法律后果的规定是明确的，即无效且公司可以对相关人员进行处分——撤销其职务。但对与其相关联的行为的效力，如无效任命后、撤销职务前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代表公司与第三人之间的民事行为的效力却没有进行规定。 　　(二)规定行为是可撤销的法律后果。如《公司法》规定，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董事会的会议召集程序、表决方式违法或违反章程规定的，或者决议内容违反公司章程的，股东可以诉请人民法院撤销。虽然《公司法》的表述为可诉请人民法院撤销，但其隐含的意义就是这些行为是可撤销的行为。 　　(三)只规定了行为对公司、股东等内部的法律后果，而没有规定对第三人等外部的法律后果。如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利用关联交易而给公司造成损失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很明显，该赔偿责任是对公司承担的责任，而对关联交易本身的效力、对关联交易的相对方产生什么样的法律后果没有规定。再比如，《公司法》第149条只规定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违反忠实义务从事的行为所获收入归公司所有，但行为本身的对外效力如何没有规定。 　　(四)只规定公司、机构或相关人员的行政责任或刑事责任，没有规定其行为的民事法律后果。《公司法》第12章“法律责任”的规定绝大多数属于此种类型。比如关于公司虚假设立、股东抽逃资金、清算组在清算期间的无关经营活动、资产评估和验资验证机构的虚假证明行为等规定均属于该类型。 　　(五)没有规定任何法律后果。这类规范在公司法中所占的比重最大，相对来讲，司法是否给与其否定性评价及否定性评价形式选择的难度也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