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我国治国方略中的法治与德治.docVIP

PAGE PAGE 1 试论我国治国方略中的法治与德治 　　在现实社会中，社会控制和管理是极为庞大复杂的系统工程，运用什么样的社会控制模式来管理当今社会，来促进新时期发展进程中中国的各项社会事业，概括起来讲，有法治和德治两种典型的模式。2001年1月，江泽民同志在全国宣传部长会议上的讲话中强调指出：“我们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要坚持不懈地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依法治国，同时也要坚持不懈地加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以德治国。”胡锦涛同志在学习《江泽民文选》报告会上的讲话中，要求认真学习江泽民同志“关于实行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的思想”。党的十八大报告也强调：“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明确指出“法治是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但也应该把法治和德治结合起来，共同发挥应有的作用”。认真领会这一治国方略的深刻内涵，对于我们更加自觉地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特别是社会主义道德体系，提高全民族的道德素质，完善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治国体系，维护国家的长治久安，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一、中国古代的法治与德治思想 　　在中国历史上，法治和德治，一直是治理国家的两种根本手段，如同车之两轮、鸟之双翼，对调整社会关系、维护社会秩序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一）中国古代儒家提倡的“德治” 　　“德治”思想，是中国古代儒家政治思想和伦理思想的一项重要内容。子曰：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孔子的这一思想基本上正确反映了德治不同于法治的特点，阐明了“为政以德”的独特作用。早在两千多年前，孔子就已经看到法律和刑罚并不能从根本上达到维护社会秩序的目的，已经看到人们的道德面貌、道德思想和道德素质在维护社会秩序中的重要作用。他认为，如果不重视道德教育，一味地依靠刑罚的强制手段，靠强力来制服那些违反法律的人，人们就不可能产生“羞耻之心”，也不知道违反法律是“可耻的”。从汉代开始，由于儒家思想在意识形态中占有“独尊”的地位，因而“德治”思想在中国古代的治国理念中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 　　中国古代儒家的“德治”思想，常常被人们认为是一种“人治”思想，是同法治思想根本对立的。人们的这种认识，并不完全符合儒家“德治”思想的本来面目，因而是不正确的。但是，我们必须认识到，古代儒家的“德治”思想，是有其鲜明的阶级性和历史局限性的。它为维护封建地主阶级的统治服务，过分夸大道德在社会中的作用，以至于在强调“德治”的过程中也确实形成了一定程度上的“人治”。 　　（二）中国古代法家提倡的“法治” 　　古代中国法家曾提倡的“法治”，强调以国家暴力为后盾的法律的作用，认为法律的强制手段是最有效的，甚至是唯一有效的统治方法；强调只要有根据统治阶级的意志所立的法，并坚决贯彻实施，就能轻而易举地治理好国家，即所谓“依法治国，举措而已。”基于好利恶害的人性论，他们认为必须依法为本，使法、势、术相结合；为了法律的推行必须建立统一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政权。他们的“法治”是封建君主专制政体下的法治，尽管他们说维护君权的目的是为了实行“法治”，即所谓“君尊则令行”，但由于君主手执权柄，有权立法也有权废法，即便随意立法也不受任何法律的限制，而对此法家只能晓之以利害。因此，法家的“法治”根本不等同于后来西方资产阶级提出的与民主制度相关联的“法治”。而历史亦以秦王朝的迅速覆亡证明了法家“法治”的不可行。 　　二、新时期法治与德治 　　孟子曰：“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足以自行。”这句话很好地道出了道德和法律各自的局限性以及两者之间互补的关系。它对于我们在今天恰当地看待法治与德治的关系，具有深刻的启示意义。儒家思想以仁为核心，提倡德治；法家思想以人性恶为前提，提倡法治。儒法思想内容丰富，源远流长。当今社会主义治国方略中的德治与法治思想是对传统思想的发展和超越，是先进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是为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服务的，具有时代的优越性。 　　社会主义法治即依法治国，是指依法办事的一种政治主张。我们所讲的法治，就是党领导的国家权力机关、行政机关、司法机关和其他社会组织，要按照体现人民意志和利益的法律和制度来治理国家。其基本要求是“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在我国的治国方略中，为了保障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顺利进行，为了正确处理和解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各种矛盾，强调“法治”是极其必要的。因为，没有健全的法律制度和严格的执法措施，我们就不能给那些违法犯罪分子以应有的惩罚，就不能维护正常的社会秩序。但是，我们决不能也不应当因此而忽视甚至否定“德治”的重要作用，而要确立新型的社会主义“德治”观。我们所说的新型的社会主义“德治”，是在继承和弘扬中国古代“德治”思想的优良成分、抛弃其糟粕的基础上，以为人民服务为核心、以集体主义为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