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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经济学视角的环境成本不确定性的探究 刘军 　　[摘要] 作为判断环境政策效果的基本标准，成本收益分析包含诸多不确定性因素，包括时间、减排工具的效果和对环境的影响方式等，这些因素又以复杂的方式与不可逆性相互作用，更增加了环境政策评估的难度。如果从成本和收益两方面考虑，随着时间推移，不确定性引发的沉没成本会以非线性的形式递增，因此对环境政策的执行应当机立断。理论上，不确定性问题的适度解决可以借助于模糊集和情景分析法。政策上，相应的对策是成本核实具体化、政策工具多元化和决策方式个性化。　　　　[关键词] 环境政策；不确定性；成本收益分析；模糊集理论　　环境和资源保护的效果很大程度有赖于环境政策的制定和实施，评价环境政策的标准框架就是成本收益分析(CBA，cost benefit analysis)。CBA早在19世纪就已经提出，直到20世纪后半叶，随着福利经济学的发展才广泛应用。研究表明，环境成本收益分析中蕴含大量的不确定性因素，包括环境变化的经济影响④的不确定性、生态进化过程中的不确定性、可能改善环境和减少环境成本的技术进步的不确定性(Robert S．Pindyck，2000)。例如，导致全球变暖的不确定性因素包括人口、全要素生产率(TFP)和能源使用效率等。　　　　由于近年来GDP以8％以上的高速增长，伴随着相对较低的TFP和能源使用效率，中国目前的平均气温比工业化之前上升了6．5oC。因此，不确定性在经济系统分析中扮演着重要角色(David von Below， Torsten Persson，2008) 。正如经济学家所说，关于未来，唯一确定的就是“不确定性”。由于各种不确定性的存在，环境政策往往偏离预期效果。“仅仅认识到未来的不确定是没有价值的，分析这种不确定却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MalerFisher，2005) J。本文旨在梳理环境成本收益分析中的不确定性问题，探寻环境政策设计的可行路径。　　　　一、环境成本不确定性的界定　　环境成本②的概念很难严格界定，因此也就无法准确估算，尤其是虚拟环境成本中的环境损害成本，至今缺乏科学的核算标准。其中的原因多种多样，而不确定性是影响环境政策效果的重要因素之一。即使在环境保护费用的核算中，不确定性也像外部性问题一样普遍存在，干扰排污税和排放许可证的制定标准与应用效果，成为环境政策无法回避的顽疾。　 不确定性分析是现代经济理论产生的前提。把不确定性因素引入到经济学的分析，最早可以追溯到奈特的《风险、不确定性与利润》(1921)。奈特区分了风险与不确定性的关系，即风险可以用概率分布描述，而不确定性不能用概率分布计量或捕获，对可能发生的结果难以预测，通常产生于零星发生的离散事件。这种无法衡量的随机变量就被称为“奈特不确定性”(Knightian uncertainty)，如人们无法准确预测甲型HlN1病毒发生的概率分布。之后随着新制度经济学的发展，不确定性的内涵日趋完善：客观世界瞬息万变，人类尚未形成某种所需的全部知识，因而无法及时做出正确的抉择；抑或人类获取信息的能力有限，必然有些变量无法准确掌握，导致自身行为偏离最优路径。环境经济学中的不确定性问题通常是指后者，最早由阿罗提出，属于“奈特不确定性”，因此也就难以整合到CBA中。　　　　当经济学家绞尽脑汁想对CBA进行标准量化时，不确定性与CBA的矛盾也日渐凸显，因为“这些研究的通病在于将随机和概率性的现象当成了确定性的”(Kneese，1968)。例如对减排工具(排放税、排污许可证和补贴)的效果进行环境成本分析，能够证明环境政策有两个基本特点：一方面是不确定性，涉及可交易排污许可证的价格等环境政策参数，或控制程序的效率等技术参数；一方面是不可逆性，污染控制的投资支出一旦发生，往往是不可逆的，并且存在向新环境迁移的高额沉没成本。价格、技术和政策不确定(包括价格的持续波动和不可预知的政策变化)等外生变量会影响企业的行为，最优的环境政策就是企业利润最大化和社会福利最大化一致的政策参数组合(Anastasios Xepapadeas，1999)[5 3。以上分析中已经蕴含了环境成本分析中不确定因素的特点，下文将这一问题的研究推向更深入的层面。　　　　二、环境成本不确定性的特点　　首先，环境政策的不确定性与不可逆性相伴相生。在某种程度上，环境政策的实施可以视为投资，即一旦投入使用就会不可避免地产生社会沉没成本。大多数投资都是不可逆的，即存在不可恢复的机会成本。例如一台机器牛产出来之后，就很难在没有任何经济损失的情况下改造成其他工具或用于其他用途(Ben S．Bernanke，1983) 。环境措施的投资包括两种形式：强制企业安装污染净化处理设备或者给予燃烧清洁能源的公司补贴。无论哪种形式，由于未来收益足不确定的，政策实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