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司法裁判的确定性及其实现（二）.docVIP

论司法裁判的确定性及其实现（二） ====================================================================== 　　二、司法裁判确定性的相对性 　　时至今日，大多数人还是认为，法律是明确的、自成一体的独立体系。只要有确定的事实，就一定能确定应适用的法律，得出一个正确的判决。这一对司法判决确定性的要求，可以见诸各种媒体、群众呼声以及法院内部的管理制度（比如法院考核制中的案件改判率指标、“错案追究制”）等等。然而，裁判的绝对确定可能吗？这一问题应当结合法律的基本理念才能回答。 　　法律作为人类共同生活秩序的一种普遍的文化现象，从来不是作为目的，而是作为手段而存在的。一般认为，法律有以下一些价值目标：[12]一、平等（形式正义），要求相同情况相同处理。二、合目的性（实质正义），要求法律内容必须服务于社会的共同福祉，对具体案件的处理要公平合理。三、法律确定性（或称安定性），法律以此实现社会的秩序和安宁。由此可见，确定性只是法律的价值目标之一，而不是全部。但是，“法律理念（目标）却不是永远定居在一个全然和谐的价值的天堂，而是处于人的世界，也因此是有限和暂时的。”[13]平等要求法律具有普遍性，因而法律往往只注意其适用对象的一般性而忽视其特殊性。但是具体个案的完全相同在现实中是不存在的，它从来都只是从一定的观察角度对事物的抽象概括。[14]因此，法律常常在获得一般正义的同时丧失了个别正义。这一冲突在司法裁判的过程中表现得尤为明显，法律规范侧重于回答“什么是正义的”，而司法则更侧重于回答“在这个案件中什么是正义的”，这给追求裁判的绝对确定带来了疑问。因而，进入20世纪以来，法律确定的相对性已经得到了普遍的承认。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法律规则不可能绝对确定 　　这首先是因为，人类社会生活关系过于复杂，立法不可能预测将来可能出现的每一种情况。早在古希腊，柏拉图就在其名著《政治家篇》中说：“人之个性的差异、人之活动的多样性、人类事务无休止的变化，使得人们无论拥有什么技术都无法制定出在任何时候都可以绝对适用于各种问题的规则”。[15]现代西方哲学进一步认识到，绝对的理性主义有着深刻的局限性。人文系统与自然系统有着本质的区别，人的判断和行为不仅受理性（理智）的支配，而且往往是依情感意志、本能冲动等非理性因素进行的。人不是千篇一律的机器，每个人均有其独特的个性、生命和本能。[16]因而，人类社会的有序性、规律性是相对的，很难抽象出可以适用于一切可能发生事件的法律规范。 　　其次，从哲学认识论上说，人类的认识能力是有限的，自然也就无法制定出完美无缺的法律。这种对“科学理性主义”的反动最早可以追溯到康德，他提出，事物划分为“表现”和“事物自身”（物自体）两个方面。人所能认识的只是事物的“表现”，而不能深入到“自在物”和“物自体”，这就体现了人类认识能力的有限性。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也认为，任何真理性认识均具有相对性，只是对客观事物一定程度、层次的近似正确的反映，只能达到一定的深度。那种从自然中可以建构出一个适于所有人所有时代的、具有明确内容的法的主张，因此也被驳倒。那种数学式精确意义上的“唯理性”在法学和法哲学中不存在。[17] 　　因此，虽然从总体上说法律规范应当是明确、具体和逻辑严密的，但为了使法律具有一定的包容性，法律规则中不得不使用一些弹性的、模糊的规定，以便使司法者可以根据具体的情况进行裁量。[18]另外，立法者也是凡人而非神灵，法律规则中还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些矛盾。比如我国《刑法》第239条规定：“以勒索财物为目的绑架他人的，或者绑架他人作为人质的……致使被绑架人死亡或者杀害被绑架人的，处死刑，并处没收财产。”但第49条又规定：“犯罪的时候不满十八周岁的人和审判的时候怀孕的妇女，不适用死刑。”这两个条文中就明显存在矛盾，如果怀孕的妇女犯绑架罪并杀害被绑架人的，该如何处刑，法律规定相互冲突。 　　（二）法律规则不应当过分确定 　　从某种意义上说，不确定性当然是作为法律规则不可避免的局限而存在的。但是，法律规则合理的不确定性也是为了实现司法公平和正义不可或缺的因素。过分确定、细密的法律规则，必然不可能包涵实际生活中可能发生的所有的案件，反而会对一些立法者没有设想到的特殊情况，带来极端的不公正。正如古罗马西塞罗所说：“法律之极，恶害之极”。[19]下面可为此一法谚的适例：日本刑法原第200条规定：“杀害自己或配偶之直系尊亲属者，处死刑或者无期徒刑。”该规定的立法目的在于在高度的社会道义上谴责晚辈或其配偶杀害尊亲属，因此对此类行为处以比普通杀人罪更为严厉的处罚。这个理由在一般的情况下未必没有道理。但是，在1973年发生了一个特殊的案件：一名女性被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