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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国强：论清末知识人的反满情绪 清代以八旗得天下,然而从十八世纪到十九世纪,旗人生业的日趋窘迫便一直与清代的国计和户政相牵结,衍为积久积重的累世时病和一朝一朝的奏论与策论。因此,二十世纪初年朝廷行新政,局中人和局外人纷纷论国事,督抚、都统、道府、京堂、翰林、御史,以及身在江湖而心存巍阙的旧式士人和新式士人都在说八旗生计的憔悴和可哀,引出一片唏嘘之声。八旗中有蒙古和汉军,但八旗的主体则是被统括于这个制度里的满人。所以,这种积久而积重的时病正说明了二百六十多年满人的君权之后,是满族在整体上的贫弱和衰弱。贫弱和衰弱皆非强人面目和凶悍气象,应当不会催激满汉之间已经静蛰的种族之辨。然而世路常常要走出推理之外,在当日的中国,与八旗生计之憔悴和可哀同时存在而互相对映的,却正是知识人中蓬蓬然而起的反满意识。前后十年之间,这种反满意识引黄帝魂入自由血,用大汉天声拽出了一场共和革命。其间的激烈和壮烈都已刻进了那一段历史的过程里与意义里。但历史之可以理解本在于历史中自有因果。以满人在整体上的贫弱和衰弱为比照,则一时暴起的反满意识显然不是一种相对称的东西。两者之间的矛盾突出于这一段历史,于是读史和论史便不能不为这种矛盾追溯源头与来路。一　八旗制度与满汉关系八旗制度在《清史稿》里被归入兵志一类,然而这一制度由出则为兵,入则为民而来,旗籍所包纳的其实是满族的全部人口,因此满人无不自称旗人。 旗制是一道墙界。以旗统人,即以旗统兵,用统的办法来串管人口,则圈出来的总是一个有限的空间。二百六十多年来,包纳于八旗制度里的满族,都是身在被统之中的人,也都是栖止和生聚于墙界之内的人。八旗以京师为根本,亲王不得出京师三十里外。入仕的满人虽可远走四面八方,但解任之后皆须带着眷口回旗。所以督抚、两司、将军、都统,其子孙都在京城里生根结果。八旗中派出的部分称作驻防。驻防八旗布列于南北冲要之间,而尤重都会,于是墙界也随之而被带到了冲要和都会。《荆州驻防志》说：康熙二十二年旗兵设防于此,虑兵民之杂列也,因中画其城,自南纪门东,迄远安门西,缭以长垣,高不及城者半,名曰界城,其东则将军以下各官及旗兵居之,迁官舍、民廛于界城西。这种专门修起来的长垣阻隔了兵民，也阻隔了满汉,而驻防所到的地方则必有长垣,由此划出的区域民间通称满城。满城由将军、都统、副都统、城守尉管,并自有一套司法系统,所在地方官不得而约束之。与国家官制里的督抚、司道、州县相比,显然是自成一派。旗籍既是兵籍,满城里的人们遂长在不可自由移动之中。除了出仕以得官禄之外,皆坐食兵粮而不能自为生业。因此,左宗棠论八旗,曾通谓之不习行商服贾之业,不知服田力穑之劳,不谙匠作工师之技,于世之所谓四民者,仅可名之为士,而农与工商无与也,他所说的士取自古义,主要是指兵。这些话显然不是好评。二百六十多年里,本来意义上的兵食在八旗不能成兵之后变成了用国赋养一个民族,其不在常理之中是非常明显的。然而吃兵食的八旗不入农工商之界,汉族人口中的多数则因之而在整体上同满人离得很远。满城里的兵丁不守规矩的事虽有时而有,但都不为王法所容。由于离得很远,满汉之间的民众与民众既不容易相往来而亲近,也不容易相劫斗而憎恶。所以二十世纪初年汪东倡革命,犹曰:昔者八旗特设制度示与齐民异,不事生产,惟待供给于汉族,虽为民病,犹特消耗其辛苦所得于无用耳,未尝与民争利。在八旗退出生产的过程里,十七世纪后期满洲人入关所带来的那种遍地戾气和仇恨便被制度造出来的距离与墙界所隔断,并在后来的岁月里熄灭而且褪色。十八世纪和十九世纪,平民社会里多见宗族械斗和民教争斗,与此相比,满汉之间则保留着一种不相熟识的陌生,也因之而安静得多。 八旗制度多立墙界,显示了满族君权本有的种族意识。墙界守护的都是满族从关外带来的种性和面目,诏书称作期复旧俗,永保无疆。然而满族的君权要成为中国的君权,则帝王不能不接受中国的文化。十八世纪的康、雍、乾三朝,一面是君权的种族意识与士人的种族意识相遇而引发出连年的文字狱;一面是帝王在接受中国文化的过程中步步儒化。于是,同文祸里的株连摧残相伴而生的,是帝王引用学来的儒学批判士人手中辨夷夏的儒学。雍正说:《书》曰皇天无亲,惟德是辅。盖德足以君天下,则天锡佑之,以为天下君。未闻不以德为感孚,而第择其为何地之人辅之之理。他以《书经》为理据说天命之所归,为的是把满族的君权融入中国的历史之中,融入了历史,便也融入了人心。这一类引述六经的话头乾隆用得更自如。虽说从六经里引出来的片断之词未必能够平释当日异视东胡的满汉之辨,但与四百多年之前蒙古人的君权始终漠视儒学,并因此而与读书人始终夹生的态度相比,则满族的君权向儒学讨法则,显然是归化了士人在精神上生死依托的同一种东西。读书人崇儒,帝王也崇儒,儒学涵化六合,重的是以文化别夷夏,满族君权既已自附于儒学,以遗民心结为源头的种族大义遂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