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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冷漠的成因及其对个体道德能力的消解 道德冷漠读书笔记（[英国]奇格·蒙鲍曼著 杨渝东 史建华译 译林出版社 南京2002年1月第1版。 鲍曼在《现代性与大屠杀》中，深刻分析了大屠杀与现代性的勾连，同时对道德冷漠的成因提出了智慧的洞见。在他看来，大屠杀只是揭露了现代社会的另一面，而这个社会的我们更为熟悉的那一面是非常受我们崇拜的。现在这两面都很好地、协调地依附在同一实体之上。或许我们最害怕的就是，它们不仅是一枚硬币的两面，而且每一面都不能离开另外一面儿单独存在。10这里反映了作者对现代性与大屠杀之间内在勾连的深刻洞见，也就是说，没有现代性在某种意义上说，就没有大屠杀。它揭示了当人的本性遭遇到文明的产物当中最备受珍视的实际效率，即遭遇到其技术、选择的理性标准、思想和行动服从于经济与效能的倾向的时候，就暴露出了它的不足与脆弱。……现代文明不是大屠杀的充分条件；但毫无疑问是必要条件。没有现代文明，大屠杀是不可相像的。18。作者认为，正是由于工具理性的精神以及将它制度化的现代官僚体系形式，才使得大屠杀之类的解决方案不仅有了可能，而且格外“合理”——并大大地增加了它发生的可能性。25。科学管理划分的严密性在一定程度上会消弱个体道德自省的敏感度。在科层制中，理性把纪律取代了道德责任，“惟有组织内的规则被作为正当性的源泉和保证，现在这已经变成最高的美德，从而否定个人良知的权威性。”30。现代性与大屠杀。在灭绝种族的大屠杀中，这场灾难与现代性之间的关系很容易被排犹主义与大屠杀之间的所谓必然性遮蔽，正如鲍曼所认为的，是现代性赖以存在的理性计算精神、现代技术的道德中立地位、社会管理的工程化趋势和现代官僚体制造就了大屠杀。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是现代性导致的制度性的冷漠消解了宗教性的关怀、制约和敬畏以及良知和道德的权威性。 道德冷漠的社会生产 道德冷漠的形成机制 凯尔曼认为，个体道德抑制（moral inhibitions）在三种条件下会受到损害，在这三种条件中只需要满足其中的任何一个，个体道德抑制机制将会失去作用。29 。(Herbert C.Kelman,Violence without Moral Restrain),vol.29,1973,pp.29-61.第一，暴力被赋予了权威，通过享有合法权利的部门的正式命令来实现；第二，通过对角色内容的精确阐述来例行化地实践规章约束。第三，通过意识形态的界定和灌输来剥夺受害者的人性。 鲍曼进一步分析了个体道德抑制机制受损的原因，在他看来，第一个原因是对组织纪律的遵从，表现为对上级指令的服从和对组织福利的献身。“更确切来说，要求服从上级的指令而排除所有其他的对行动的刺激，要求献身组织福利，这些要求由上级命令来使之明确，高于其他一切奉献和承诺。”29。用韦伯的话来说，即对这种德行无私地遵从乃是公仆的荣誉。通过荣誉，纪律取代了个体的道德责任。惟有组织内的规则和上级的纪律被作为行为正当性的源泉和保证，现在这已经变成最高的美德，从而否定个人良知的权威性。这样个人不道德行为因此而获得了“合法性”的认同，个人良心的不安通过对上级命令的遵从及纪律的执行而得到消解和平衡，个人的行为因此排除了非道德的评价。就像艾希曼在接受审判时所认为的一样，其坚持主张遵守的不仅是命令，而且还是法律。换言之，艾希曼的行为准则与法律制定者的准则或本国法的原则一致，就这样，以一种扭曲的方式置换了康德的绝对命令。即作为一个公民，艾希曼的行为符合国家法律，作为一个军人，其行为是执行了上级的命令，所以我的行为无所谓道德与不道德，我只是庞大国家机器中的一个相对微不足道的齿轮。在这种情况下，个人行为是道德无涉的，质言之，法律、纪律的价值僭越了道德的价值。在阿伦特看来，这是一种平庸的恶，…… 。在现实生活中，诸如以执行命令或规章而导致的不道德行为还不是孤证。如学校把少儿安排去搞所谓的勤工俭学 医院医师执行规章而对病人见死不救 执法部门以执行纪律为由剥夺嫌疑犯的人生权利等。 第二个原因是个体行为的道德特征被遮蔽。对个体行为的道德特征的遮蔽，是通过社会机制克服个体的“动物性同情”来实现的。在纳粹种族灭绝的行动中，大多数人从来没有主动地面对艰难的道德选择，也没有平息良心内在不安的需要。在纳粹种族灭绝行动中，每个人处在杀人链条中的一环，所以他们的行为和集体屠杀之间的因果联系是难以觉察的，换言之，行为的因果联系被一系列中介所遮蔽。即个人的行为通过另外一个人、一个中间人来表现的现象，这个人站在我和我的行为中间，使我不可能直接体验到我的行动及其后果。行为中介化是现代社会最显著和最基本的一个特征。行为动机和行动结果之间存有很大的间距，两者之间的广阔地带充满了大量的细微行为和看来不相干的行动者。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