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学为体西学为用.docxVIP

简述张之洞之“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19世纪40年代，刚刚完成工业革命的资本主义国家英国用坚船利炮无情地惊醒了封建士大夫的“天朝迷梦”。清政府面对“千年未有之变局”惊慌失措。一部分先进的中国人首先望眼世界，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强烈呼声。第二次鸦片战争，清政府感到了“数千年未有之强国”的外国人的洋枪洋炮的厉害。国内，太平天国的起义运动也发展的如火如荼。严重的内忧外患，使清政府的统治者感受到清政府这座大厦在风雨中飘摇。这时，统治阶级中的一部分先进的知识分子代表，为了维护清王朝的统治，洋务派代表人之一张之洞提出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概念，开展了一场长达30年的洋务运动。 张之洞通过《劝学篇》阐述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想。所谓“中学”，是指以孔孟之道为核心，维护三纲五常的儒家学说，即传统的经史之学、典章制度和伦理道德等。张之洞尤其强调作为封建伦理道德核心的“三纲”的地位，与此同时，他也赞成新学的大力发展，反对守旧派一概将其贬斥为奇技淫巧、异端邪行。但是，“果其有益于中国，无损于圣教者”，“中学”与“西学”的地位是不平等的，“中学”是本体，是根基，“西学”之用，决不能触犯中学为体，“西学”必须为“中体”服务，譬如他坚决反对西方资产阶级推崇民权和男女平等之说，就政治法律制度来说，西方的君主立宪、民主共和、三权分立、天赋人权等都与“中体”相违，都应予以摒弃，他坚持固守中华文明的根基，继承传统，坚持维护纲常名教为本的旧法律，用不变质的方法整顿旧法律。“中学治身心，西学应世事。”张之洞所主张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本质，就是在坚持封建专制及伦理纲常的前提下，适当引进西方的科技知识及某些社会管理制度措施，以用于处理实际事务，为我所用。他所论述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观点，是为了调和地主阶级顽固派和资产阶级改良派之间的矛盾，系统地总结自己的洋务实践，把前辈的思想归纳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样一个口号，成为洋务派的思想武器。中体西用的观点既维护了封建统治的根本利益，又提供了适当变革、以解外忧内患的原则措施，奠定了近代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文教政策的基础。因而得到清统治当局及社会政界和思想界多数人士的认同，成为近代新教育制度建立的政策基础。 “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是中国近代思想史上一个侧面,是近代中国“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思想发展演变的必然产物，具有其历史必然性。它的产生代表着轰轰烈烈的洋务运动发展的最高阶段，是19世纪中叶后中西文化交融碰撞的时代产物，是早期维新派和洋务派的思想理论基础。它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中国的资本主义的发展和思想的解放，培养了大批的人才，客观上对中国的早期工业和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起了某些促进作用，为以后的革命孕育了土壤，一定意义上加快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和自我拯救的步伐。 “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标志着洋务运动发展到了最高峰，但是洋务派兴办洋务新政，主要是为了维护封建统治，并不是要使中国朝着独立的资本主义方向发展。“中体西用”的原本目的只是想借用资本主义的甲胄保护清朝封建主义的躯体，因此绝对不可能使中国教育彻底摆脱传统封建教育的束缚，其本质就是为了维护自身的封建统治，为了“保国、保种、保教”，中国人思考应该在教育上进行什么样的变革，才能使封建统治得以巩固。由于这一理论本身无法克服的理论缺陷，最终，在这一思想指导下的洋务运动最终走向了衰落。 “中体西用”虽然随着洋务运动的失败而隐于世，但它却有更深刻和积极的现实意义。回顾中国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体西用”并未被抛弃，而是更多地根据当时的国情，做了适应国情的理解并予以实施。 我国是一个人口多、底子薄、历史悠久的社会主义国家，我国当前的现代化是防御型现代化，属于后发型。我们不能像西方发达国家一样通过掠夺别国的的财富来完成自身的资本积累，而且我国现在与西方发达国家面临着更复杂的历史竞争。我国不仅要追赶发达国家的步伐，还要适应当前发达工业世界的发展趋势。我们发展现代化，并不等于完全西化，不能照搬西方的做法，我国应该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发展道路，所谓“条条道路通罗马”，现代化在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的不同发展阶段以及不同文化生态环境里具有不同的内容特点和表现形式，因为具有鲜明的民族性。然而民族性与现代性往往存在冲突，那么在中国，现代化进展中应该如何做到民族性与现代性的完美结合？首先，我们应该明确“中学”和“西学”的概念，明确“体”和“末”的关系，洋务派虽然坚持“西学”，却始终将“西学”围绕“中学”转移，“师夷长技以制夷”，取于人而不是自我，使“中体西用”具有可抽象继承的价值。这就是说，我们抽出“中体西用”中“体”的封建残余部分，对民族性的传承是可以借鉴的，有体有用，经世致用的学术根基与内圣外王的文化原型无疑使可取的。发展的中国应当以开放的胸襟吸收西方文化中的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