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学对传播学研究的启示.docxVIP

敦煌学的启示 ——兼论华人传播研究的方向 李金铨[ [收稿日期]2013-07-30 [在线优先出版日期]2013-10-17 [作者简介]李金铨，男， HYPERLINK 香港城市大学媒体与传播系讲座教授、传播研究中心主任。主要从事国际传播、传播政治经济学、媒介与社会理论等方面的研究。 这次甘肃的“多友会”多彩多姿，最大的“意外”收获就是邂逅常嘉煌先生。我和常先生素昧平生，承湖北大学多友张萱博士和她的夫婿韩晗先生介绍，常先生二话不说，爽快答应要带我们参观他在敦煌开拓的现代石窟，这已是第一个惊喜。没想到他风尘仆仆，特地从敦煌飞到兰州大学的会场，以《艺术传承—敦煌的过去、现在与未来》为题，发表精彩的专题演讲，透过他的娓娓道来，我们对敦煌文物的今昔既感痛心又神往，这是第二个惊喜。更百般料不到，他会在敦煌山庄为多友们举办一个高规格的座谈会，这是第三个惊喜。 以下是我在敦煌座谈会上的简短发言，姑且抛砖引玉。 （一） 上个月我去伦敦和都柏林开会，途中重读Niall Ferguson写的一本书，Empire，作者是苏格兰人，哈佛大学历史系教授。他写大英帝国兴衰史，分析剔透，通篇英式幽默，妙语如珠。他缕述英国如何从殖民爱尔兰下手，版图逐渐扩及中美洲、北美洲，接着征服印度以至于非洲大陆，造就了史无前例的“日不落国”，米字旗日夜飘扬在世界上每一个角落，端的是十九世纪的第一霸权。在整个争霸的过程中，处处见到血淋淋的强取豪夺，以及对当地反抗的无情镇压。不料作者最后竟笔锋一转，声言英国帝国主义不比其他帝国主义残酷，还“把文明带给全世界”，不但英语成为世界语言，而且随着帝国的推展，输出了银行制度、普通法和代议政治，普及了基督教，扩散了自由的理念，恩泽遍及全人类。这个结论下得实在出人意表，我自己不服气，但又不敢说他全无道理。 香港回归时，我和同事们访问各国记者，出版一本书Global Media Spectacle。末代港督彭定康形容香港是“具有英国特色的中国人成功故事”，因为有英国提供了不起的鹰架，华人才能建造如此一座华宇殿堂。这样四两拨千斤，彷佛当年鸦片战争的罪恶微不足道了。英国报纸甚至说：“你们有今天，就是靠我们；等我们走了，你们回到原位。”脱殖是应有之义，然而看到回归后香港治理的纷乱，难道真给老英不幸而言中？ 我因此联想到王圆箓道士：上个世纪初，他无意间发现敦煌石窟所藏一千年的经卷，英国的探险家斯坦因从他的手中偷回去“最多”的文物，法国汉学家伯希和从他的手中搬回去“最好”的文物，接着美国、日本和苏俄的探险家也来抢偷几把。等到常书鸿先生在法国霍然看到伯希和带回去的敦煌瑰宝图册，决定兼程返国，终其一生守护敦煌劫后的文物，不弃不离，凡五十年。如今常嘉煌先生抛弃一切，继承父亲的遗志，回到敦煌开拓现代石窟，实在令人感动。 我们怎么看待帝国主义掠夺敦煌文物？一方面，当然是义愤填膺，痛心疾首，可恨那些失去的千年文物再也讨不回来了。大凡帝国主义的进程背后必有一文一武，一武是指船坚炮利，一文是指探险家和传教士，使臂出鞘，绝非揖让上下那样斯文尔雅。假如高唱“艺术无国界”，好东西放哪里都一样，然则为何伦敦和巴黎最好的东西不摆在北京？另一方面，话说回来，斯坦因和伯希和的确没有把文物吞为私藏，而是妥善保存在英法的博物馆里。要是没有王道士，要是没有斯坦因和伯希和把它们大批大批运回欧洲，这些文物在母国的命运会是如何？这是无解的谜。敦煌反正淹没六百年了，说不定继续躺在那里，国人懵然不知它的存在，也许给早就各级不肖官员和军阀加无知的商人农民卖的卖，烧的烧，破坏殆尽，谁知道？ 这真是一个令人尴尬、无可奈何，乃至爱恨交加(ambivalent)的悖论。你骂王道士愚蠢、自私、罪魁祸首，怎么骂他都可以，也都无济于事。数百年来，中国国势积弱，不重视文化，不争气，这个“共业”岂是一个小小无名道士担待得起？ （二） 谁都知道我们在文化上要力争上游，但究竟应该怎么做起？我认为必须古与今密切接轨，继往而开来。昨天我们碰到一位敦煌姑娘，我们远从天边来看敦煌石窟，她近在眼前却从来没有去参观过，问其故，她说因为“不好看”。这个例子说明什么？古文物必须“活化”，不断赋予现代意义，让今人有“切己之感”，从而知道我们从哪里来，到哪里去。否则，只一味束之高阁，那文物必是僵死的，和平常人的生活风马牛不相及。 谈到古今接轨，一方面要有深入的高端研究，一如敦煌研究院和各地专家学者所做的事；一方面要结合现代传播途径多做普及的功夫，例如周兵先生为中央电视台导演拍摄十集的《敦煌》纪录片就叫好又叫座。这种普及功夫不但功德无量，而且多多益善。如果前者是朱熹所说的“旧学商量加邃密”，后者就是“新知培养转深沉”了。 旧学和新知配合互动，共同把敦煌文化推向更高的台阶。 保存与发展两轨，缺一不可，但如何求取平衡？保护什么，如何保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