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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中国模式”的讨论及其他_市场经济 论文导读:：这就是中国模式。中国正处于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转型期。而是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多年发展经验的总结。 论文关键词：中国模式，市场经济，改革开放 2011年3月11日，日本地震海啸之后，尽管实施举国体制抗灾救灾，但信息披露不充分，县与县之间没有联系的渠道和机制受到媒体的批评，尤其是东京电力公司所属福岛核电站面临核泄漏问题，政府却无能为力。 2005年8月25日和8月29日，卡特里娜飓风两次登陆美国，援救不及时，民众无组织，灾民无处安身，并且发生了抢劫、纵火、强奸等一系列刑事犯罪，联邦、州和县市政府饱受批评，多名官员丢职。 2008年5月12日，中国汶川大地震发生之后，总书记、总理第一时间亲临灾区，全国各地，中央、省、市各部门紧急响应，人民解放军、武装警察部队迅速驰援，企业、民间组织和普通百姓积极参与，让世界看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在此之前不久，还发生了拉萨等地藏独分裂势力的大规模骚乱。不到半年，中国又把一场无与伦比的北京奥运会展现在世界人民面前。随后又成功举办了2010年上海世博会、广州亚运会、亚残运会，而这又都是在有效抵御国际金融危机的背景下进行的。 由此，一个首先主要流行于经济界、理论界的命题开始成为国际国内普遍议论的一个热门话题市场经济，这就是中国模式。 （一） 一般认为，中国模式最早源于时任美国《时代周刊》高级编辑的乔舒亚库珀雷默于2004年5月在英国伦敦外交政策中心发表的一篇调查论文《北京共识：提供新模式》。他概括这个新模式就是：艰苦努力、主动创新和大胆试验，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利益，循序渐进、积累能量，具有不对称工具（巨额外汇储备）。 随后国内外学者认为，共识使用过滥，而且容易把北京共识与华盛顿共识作对抗联想，政治意味太浓，加之它表明的不是世人在北京取得的共识，而是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多年发展经验的总结，因此，中国模式很快就取代了北京共识。 事实上，对于中国模式一开始就存在不同意见，归纳起来可分为三类： 一是否定的观点： 1、德国学者托马斯海贝勒认为，中国正处于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转型期，将伴随有急剧的社会变革和政治变革，在这样的条件下，谈论中国模式为时尚早，所谓的中国模式并不存在发表论文。 2、德国学者桑德施耐得认为，中国三十年成功的秘诀不是中国模式，而是实用主义。 3、英国学者里奥霍恩在2008年7月29日《金融时报》上发表《中国模式背后的真相》，他认为中国之所以成功，恰恰是没有什么模式，中国模式的概念掩盖了中国经验中最重要的因素：把握机遇。 4、美国哈佛大学教授高义于2009年6月指出，中国与东南亚四小虎的成功有相似之处，仅仅是属于亚洲后期快速发展的一种表现。 5、美国霍普金斯大学美籍日裔教授弗朗西斯福山，在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之后，出版了《历史的终结》一书，他认为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政治和经济自由是人类发展的不二法门。时过二十年后他不得不承认：客观事实证明西方自由民主可能并不是历史进化的终点，随着中国的崛起，所谓历史的终结有待进一步推敲和完善，人类思想宝库要为中国传统留有一席之地，世界需要在多元基础上实现新的融合。[①]但是，2010年12月19日他在上海复旦大学作了一个中国模式的特征与问题的专题演讲，虽然采用了中国模式的概念，却质疑中国模式能否持续。在他看来，所谓中国模式具有三个特征：其一，有了一个强大的、中央集权的政府，而没有西方意义上的多党民主政治和法治；其二，出口导向型经济；其三，与其他亚洲国家一样，欠缺社会安全网络。中国能否产生一个正当的负责的政府，中国的政治体制一直没能解决这个问题；而出口导向型经济是建立在世界经济结构失衡的基础之上；加之同样的儒家文化影响，日本注重忠诚国家，中国注重孝行在先，整个社会缺乏诚信。如果要说优势，最重要的大概就是决策的速度和质量了。他强调真正的问题在于：这种模式在未来是否可持续？因此他说，他不认为历史总结说已经被推翻。 二是肯定的观点： 以新加坡学者邓永年比较具有代表性。2010年5月4日他在《联合早报》撰文《为什么要提中国模式？》，指出西方很多人并不承认中国模式的存在，这些人大都看到中国发展所包含的种种问题和制约因素，不认为中国已经形成一种可称之为模式的东西市场经济，也不相信中国的发展模式可以持续。也有一些人是在意识形态上敌视中国，他们希望中国解体和崩溃。在这些人看来，中国根本不配产生一种模式。他还说，理性而言，中国模式是客观存在的，就像盖房子，房子盖好了，肯定有个模式。问题在于如何看待和评价这所房子[②]。是用科学的方法，还是审美的方法？后者不可避免带有政治化、道德化倾向。 国内多数人同意这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