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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初法律思想初探 摘要：在由秦专任刑罚转变到黄老无为的这一过渡阶段中，贾谊是一位力重礼法融合的重要人物。他是试图把儒家礼治理论具体化、制度化、法律化，并力求付诸实践的第一人。他主张法制度、兴礼乐、悉更秦之法。他以礼入法，用儒家精神改革法律，突出地反映出他以礼入法的思想。 论文关键词：汉初,贾谊,法律思想,治安策,礼法并用 秦朝是实行法治的时代。秦始皇等统治者是法家学说的信奉者和实践者，他们统一中国是在法家法治理论指导下，凭借武力而获得成功的。统一后，他们仍然崇尚法家的法治，作制明法、事皆决于法，以为单靠武的一手就可以统治天下。结果，赫赫的秦王朝只存在四十年，就被陈胜、吴广领导的农民大起义推翻了，法家的法治理论在政治上破产了。 汉承秦制，西汉建国初期，依然继承秦朝各项基本制度。随着战乱的逐渐平息，统治者冷静下来认真总结秦朝兴亡之得失，开始对治国之策做出许多重大调整，使得社会经济基础和政治制度得到确立和巩固。因此，汉朝法律制度既有继承秦朝的一面，也有进行重大改革的一面，使封建法制日趋成熟。 [1] 两汉时期法律思想的发展，大致经历了黄老无为、封建正统法律思想形成、谶纬神权法思想的统治思想同反谶纬神权法思想的斗争诸阶段。在此时期中，较集中地反映出礼法融合趋势的是贾谊用儒家精神改革法律，董仲舒创立新儒学与《春秋》决狱，马融、郑玄以儒家思想注疏解释法律。 秦王朝的骤亡，对刚刚登上全国政治舞台的地主阶级来说，是一个极大的震动。当时，在法家政治破产、社会经济极端凋敝的形势下，如何维护和巩固地主阶级政权，防止再度爆发农民起义，就成为封建统治阶级命运攸关的问题和最重要的任务。他们摒弃法家学说，找到了治道贵清静而民自定的黄老学说，作为治国的指导思想。实际上他们也兼采儒、法等家中有利于巩固封建统治的思想，以便更有效地统治人民。 在由秦专任刑罚转变到黄老无为的这一过渡阶段中，贾谊是一位力重礼法融合的重要人物。他是试图把儒家礼治理论具体化、制度化、法律化，并力求付诸实践的第一人。他主张法制度、兴礼乐、悉更秦之法。他以礼入法，用儒家精神改革法律，突出地反映出他以礼入法的思想。 经过西汉初期六七十年间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汉王朝的经济实力大大增强了。年青而好大喜功的汉武帝再也不满足于清静无为的黄老学说了。王者功成作乐，治定制礼，其功大者其乐备，其治辨者其礼具。儒家繁文缛节的礼，这个时候派得上用场了。董仲舒的以儒为主、儒（礼）法合流的新儒学应运而生了。它也吸收了道家、阴阳五行家以及殷周的天命神权等各种有利于封建统治的思想因素，形成一种宗教色彩非常浓厚的神学目的论。重仲舒还是以儒家经义应用于法律实践的第一人，他的春秋决狱较集中地体现了汉代礼法融合的趋势。由于董仲舒以经义决狱，以经代律，使儒家思想在法律领域内也占据重要地位，从而奠定了礼法融合的基础。 [2] 二、汉初的法律思想概述 秦朝奉行法家事皆决于法和严刑峻法的主张，并将其重刑主义推向极致，导致民心急剧变化。民众由渴望到希望、失望最后到绝望，终于揭竿而起，使貌似强大的秦帝国建国仅十五年即短命而亡。秦朝的覆灭，标志着法家专任法治和重刑理论的破产。西汉政权建立后，一反秦的法治传统，改以黄老思想治国安民，使汉初社会经济得以迅速恢复和发展。 黄老学派的法律思想在中国法律思想发展史上所起的特殊作用，至少有以下两个相互联系的方面：第一，为两汉法律思想的形成和发展，奠定了必要的基础。汉承秦制，刘汉王朝建立之初，各方面大抵沿袭秦的格局。但在法制建设上，在吸取秦代经验教训的前提下，是另有自己的指导思想的。要求宽简刑罚、除削烦苛的思想为指导。这正是黄老学派的法律思想完全不同于秦王朝的法律思想的基本区别之一。实际上也是两汉法律思想的基本特点之一。所以，它不仅在保持汉初社会的安定，促进生产发展和经济繁荣，特别是形成著名的文景之治这一方面起到了值得注意的作用，而且为整个两汉法律思想的形成和发展，奠定了必要的基础。第二，为由秦王朝的法家法律思想的统治转变为西汉中期及以后儒家法律思想的统治，起了过渡性的桥梁作用。从西汉中期开始，由于实行了当时所谓罢黜百家，独崇儒术的政策，随着经学的蓬勃兴起，法律上也出现了所谓引经注律和引经决狱的风气，逐步形成了儒学正统思想在法律思想领域的牢固统治。但我们知道，秦王朝是在秦始皇和李斯的主持下，继承商鞅变法以来的法治传统，以把先秦法家的法律思想推向极端、专任刑罚著称的。从公元前207年秦室灭亡，至汉武帝推行独崇儒术的政策、把儒学推到官方正统思想的地位，其间总共不过七十来年。在这样短的时间里，要在法律思想上完成如此重要的转变，没有一种巨大的推动力量，显然是非常困难的。这种推动力量除了首先来自最高统治集团及其政策之外，毫无疑问还必须具有充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