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义勇为中的法律问题-赖伟贤.docVIP

见义勇为行为的法律分析 一、见义勇为行为的定义和构成要件 根据一般人的理解，见义勇为就是“合乎正义的行为就勇不顾身地去做”，但这样解释并不适用严谨的法律解释，过于宽泛了。在全国性的法律法规里还没有对“见义勇为”做出明确的规定，在地方性法规和地方政府规章层面对见义勇为的概念有着不同的规定，总体上对见义勇为的前提认定相同，一般都是要求没有法定或者约定的义务，但对于见义勇为的类型则有很大分歧，除了同违法犯罪作斗争和抢险救灾外，救死扶伤行为是否应该认定为“见义勇为”；二是在进行为难救助后，是否应该把事迹突出作为“见义勇为”的必要条件；三是主体认定问题。见义勇为的主体是否限于自然人，集体组织是否可以作为见义勇为的主体；私事未成年人的见义勇为认定问题。由于各省份对“见义勇为”的定义规定一样，导致认定也出现很大的差异，国民在遇到一些危难情况不能清楚知道自己的行为所将发生的法律后果，也就是说没有“国民预测可能性”。对于一般公民而言，并没有见义勇为的法定义务，只能依靠公民道德的自我觉悟来判断，在人们趋利避害的本性下，国民很有可能袖手旁观了。另外，对于不顾为难和法律风险的见义勇为者，在遇到相同情况在不同地方得到不同对待，也很有可能打击见义勇为者的热情。根据法理，相同情况要给予同样对待，不同情况要差别对待。由于我国是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因此制定有关见义勇为的全国统一性的法律规定显得尤为必要。 虽然法律上没有统一规定，但随着法律界对“见义勇为”的研究不断加深，理论界对“见义勇为行为”有着大致认识。比如我国学者王雷对见义勇为下了如此定义：民法视野下的见义勇为是指自然人没有法定或者约定的义务，为保护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或者他人人身、财产安全，在紧急情况下实施的防止、制止不法侵害或者抢险救灾的危难救助行为。由此可见，第一，见义勇为的主体限于自然人，而对自然人的民事行为能力则没有限制，这就肯定了未成年人的见义勇为行为，即使法律并不提倡。对见义勇为行为的主体限定主要考虑到见义勇为只是一个事实行为，并不是发生在平等主体之间的民事法律关系，见义勇为行为也不是一个等价有偿的合同关系，本身并不会受法律规范，但当其引起损害后果以后，法律又不能置之不理。第二，行为人必须不负有法定或者约定的救助义务，这是构成见义勇为行为的前提。一方面，承担法定救助义务的救助行为不能构成见义勇为。比如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警察法》第二十一条规定：“人民警察遇到公民人身、财产安全收到侵犯或者处于其他危难情形，应该立即救助······人民警察应当积极参加抢险救灾和社会公益工作。”那么问题来了，有些人认为警察下班以后不再负有必须救助的法定义务，这样的理解是否正确呢？下班后警察也是普通人，但对于普通人抓小偷应该评价为见义勇为行为，警察抓小偷的行为仍然应当理解为正常职务行为，对于警察的救助行为应当做扩大解释，道理很简单，首先警察从来都没有下班以后就不保护公民的人身、财产的权利，警察应该是随时随刻都要肩负这个责任，只是上班时候责任更加重大，这也是遇到突发情况警察要随时出警的原因所在；另外，如果把警察下班进行抓小偷等行为理解为见义勇为的话，这有可能引起严重的后果，因为见义勇为在我国还是一项道德义务，也就是说警察在下班以后遇见危难行为可以选择做一个冷漠的看客了，这不但违背立法者的立法目的，并且实践中也不能让一般民众所接受。第三，见义勇为行为人虚伪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或者他人人身、财产利益而实施为难救助行为。这就主要求见义勇为者在救助时必须是利他性的，如果是利己或者利己利人都不能构成见义勇为，这也是见义勇为行为与正当防卫、紧急避险的区别所在，同时也说明了见义勇为不能等同于与无因管理。第四是见义勇为还以发生紧急危险为前提，见义勇为者在人身、财产上也要必须承担一定风险了。这个规定主要是为了区分“见义勇为行为”与一般助人为乐行为。 二、见义勇为行为的法律性质 见义勇为行为如果没有造成人身或者财产上的损失，法律对“见义勇为行为”这是事实行为就没有拘束力了，在现实生活中，进入法律规范范围的见义勇为行为是在见义勇为人、侵权人、受益人之间涉及损害承担、费用支出乃至行政确认、行政补偿、行政奖励、社会救助等问题，这些法律事实都会引起法律纠纷，在处理纠纷之前，讨论其法律性质就很有必要了。 根据见义勇为的定义和构成要件可以得知，见义勇为人在实施救助行为之前并没有受法律约束的意思，是基于道德自觉而为的情谊行为。通说认为，见义勇为归属于民法上的无因管理行为，而且基于其常有一定危险性，见义勇为属于高层次的无因管理行为，其体现了更高层次的道德觉悟。见义勇为行为具备无因管理行为的全部构成要件，保护利益对象上，都是国家利益、公共利益和他人人身、财产利益；二者都要求行为人没有法定或者约定义务；在行为性质上，二者都是事实行为，对行为主体的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