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性婚姻的宪法保障与法律困境.docVIP

同性婚姻的宪法保障与法律困境 独 创 性 声 明 本人郑重声明:所呈交的论文是我个人在导师指导下进行的研究工作及 取得的研究成果。尽我所知,除了文中特别加以标注和致谢的地方外,论文 中不包含其他人已经发表或撰写的研究成果,也不包含为获得中国人民大学 或其他教育机构的学位或证书所使用过的材料。与我一同工作的同志对本研 究所做的任何贡献均已在论文中作了明确的说明并表示了谢意。 签名: 闻佳日期: 2010.11.30关于论文使用授权的说明 本人完全了解中国人民大学有关保留、使用学位论文的规定,即:学校 有权保留送交论文的复印件,允许论文被查阅和借阅;学校可以公布论文的 全部或部分内容,可以采用影印、缩印或其他复制手段保存论文。签名: 闻佳 导师签名: 王贵松 日期: 2010.11.30 摘 要 相对于西方来讲,中国的同性恋研究相对薄弱;相对于医学、社会学、心理学来讲, 关于中国同性恋的法律研究相对薄弱,这双重薄弱成为笔者讨论同性婚姻宪法保障问题 的思想支撑。 据保守估算,我国15至60岁的同性恋者约为3000万人,构成了一个庞大的亚文化 群体,而主流社会对于这一庞大人群的认识,经历了三个次不同的转变。第一次转变使 得同性恋从宗教意义上的罪人和法律上的罪犯转变为病人。第二次转变是从认为同性恋 是身体或心灵的病态,转变为认为它不是病,只不过是一种异于常人的违反社会行为规 范的个人倾向。第三次转变是随着同性恋解放运动的发展和在许多国家合法地位的获得, 人们认为它不过是一种与众不同的生活方式而已。 在我国,被主流价值观所排斥的同性恋者,似乎被迫站在了“社会、集体利益”及 “社会公德”的对立面上,过着被边缘化的生活。然而,主流价值观就一定代表了“社 会、集体利益”与“社会公德”吗?作为与主流价值观背道而驰的非主流、亚文化群体, 同性恋者就一定与“社会、集体利益”及“社会公德”相对立吗?《宪法》对于上述利 益的保护,是否恰恰在无形中成为对同性恋者歧视、否定及批判的武器呢?答案似乎是 显而易见的。 仅就同性婚姻来说,在世界范围内已有很多国家和地区对同性伴侣关系及同性婚姻 做出了法律上的认可。早在1989 年,丹麦就通过了允许同性伴侣登记的法律,成为世界 上第一个承认同性结合(same-sex union)的国家。荷兰于2001年4月修订了《婚姻法》, 允许同性缔结婚姻(same-sex marriage),成为世界上第一个承认同性婚姻合法的国家。 此后,比利时、西班牙、加拿大、南非等国相继通过立法承认同性婚姻,其他很多国家 也采取了各种不同的立法实践模式承认同性伴侣关系。 反观我国,虽然同性恋早已经被“去罪化”与“去病化”,但同性恋者对于同性婚姻 合法化的诉求却一直被法律所漠视。在立法及制度层面上,我国并不承认同性婚姻,虽 然宪法明确规定了对于公民婚姻自由及结婚权的保障,但婚姻法将婚姻明确为“一男一 女”的法律结合,同性婚姻最多只能算无效婚姻或同居关系;同性同居关系受到法律的回避,而其他与此相关的法律问题,例如财产继承、监护、探视、抚养、领养等在法律 层面更是一片空白。 由此可见,同性婚姻问题是我国宪法领域所面临的新问题,它是同性恋者争取平等 公民权的一部分,也是同性恋者对身份认同及同性关系的最终诉求。尽管如此,我国法 律界对于同性婚姻的研究却相当匮乏。也许受到固有的保守思想和传统文化影响,我国 法学界对同性婚姻的探讨浅尝辄止,对某些学者“开放的接受的姿态”嗤之以鼻,对支 持同性婚姻的声音讳莫如深。被称为“中国同性恋研究第一人”的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 员李银河教授,是我国最早开始研究同性恋及同性婚姻问题的学者之一。早在 2001 年, 她就曾经草拟了一份《同性婚姻合法化提案》 ,此后又对现行婚姻法提出了两点修改方案, 首次将同性婚姻合法化的问题写进提案。她曾三次尝试递交提案,最终都未或批准。而 其提案内容也受到了政府官员的漠视、学界的反对及普通民众的误读与批判。 同性婚姻在我国的合法化为什么是必要的呢?因为婚姻关系的地位和作用是同性伙 伴关系、同居关系及民事结合关系所不能取代的,它更有利于维护当事双方的权利,也 更有利于稳定我国良好的社会秩序。此外,同性婚姻合法化也是真正落实我国《宪法》 有关平等权及人权规定的需要,且对我国刻不容缓的艾滋病防治工作大有裨益。 而禁止同性婚姻的后果又是什么呢?我国的社会和法律不承认同性之间的婚姻,同 时又对同性恋者的异性婚姻行为进行否定。一方面,主流社会不接受同性婚姻,法律不 承认同性婚姻的合法性;另一方面,社会舆论又谴责进入异性婚姻的同性恋者欺骗、不 忠,甚至让同性恋者承担法律责任。这无异于陷同性恋者于进退两难的尴尬境地,唯一 的选择似乎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