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论“大礼议”并非权力之争——兼与赵骏商榷_嘉靖.docVIP

再论“大礼议”并非权力之争——兼与赵骏商榷_嘉靖 论文导读:：年号嘉靖。由此发生了明史上有名的大礼议。慈寿皇太后与大学士杨廷和定策。为此发表了《论大礼议并非权力之争》一文[1]。 论文关键词：嘉靖，大礼议，杨廷和，权力之争 正德十六年（1521）三月丙寅，明武宗朱厚照驾崩。慈寿皇太后与大学士杨廷和定策，迎宪宗皇帝之孙、兴献王之子、武宗之弟朱厚熜于湖北安陆。新君即位，年号嘉靖，是为世宗。世宗在继宗继统的问题上与大臣们严重对立，由此发生了明史上有名的大礼议。在今人看来，这场争论似乎无关紧要，但是在宗法制度森严、纲常礼教弥漫的社会，其必然会产生重大、深远的影响。 学界大都认为大礼议的实质是以杨廷和为首的内阁与嘉靖皇帝之间的权力斗争，但笔者认为大礼议是以皇帝为首的议礼派与以内阁为首的反对派之间意识形态的分歧与争论，不能把大礼议上升到内阁与皇帝权力之争的层面来看待。为此发表了《论大礼议并非权力之争》一文[1]。小文受到了一些学者的注意，赵骏（出于学术平等的考虑，在此直呼其名了）写了《论大礼议实乃权力之争》[2]（以下简称赵文，引用该文不再加注）就小文提出了宝贵的意见。笔者仔细地阅读了赵文，很受启发，但还是坚持认为大礼议并非权力之争，故而撰写本文，拟就教于赵骏，当然，也欢迎其他学者指教。 笔者坚持认为大礼议并非权力之争，理由有二： 一，大礼议与嘉靖初的权力斗争并非同时发生，也并非同时结束嘉靖，二者自当有所区别。 赵文认为大礼议实乃权力之争，首先描述了内阁权力在大礼议前后的变化，认为 掌权的杨廷和派不可能放弃制约皇权的力量，生性聪敏的世宗皇帝也不可能完全受制于内阁，让自己成为一个有名无实的皇帝，其矛盾非常明显，权力之争也再所难免。笔者同意赵文所说内阁权力在大礼议前后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也同意赵文所说这种变化是皇权与阁权斗争的结果。但是笔者认为：这些论述只能证明在大礼议的同时伴随着权力斗争，而并不能证明大礼议就是权力斗争。 笔者认为大礼议和权力斗争是两码事，只是二者的时间基本重合，所以让人眼花缭乱，难分彼此。其实，大礼议肇端之时内阁与皇帝的权力斗争尚未开始；而内阁在权力斗争失败后，大礼议并没有结束，所以二者自当有所区别。 世宗即位第六日，就下令礼部集议自己父亲兴献王的封号祀典，通说倾向于认为此即大礼议的开端。但笔者认为不妨将视野放宽一点，既然大礼议的本质是一场意识形态之争（至少表面上是意识形态的分歧），我们可以将双方第一次意识形态的交锋视作大礼议的开端论文怎么写。正德十六年四月癸卯，迎接新君的队伍回到北京城外，礼部及杨廷和等朝臣请朱厚熜以皇太子的身份举行入城即位仪式，当即遭到朱厚熜的拒绝。他对随行的长史袁宗皋说：遗诏以吾嗣皇帝位，非太子也。正在双方僵持不下之时，孝康皇太后出来圆场，下诏曰：天位不可久虚，嗣君已至行殿，内外文武百官可即日上笺劝进。[3]争端方以朱厚熜取胜而结束。可见继统不继嗣之说，早以定于圣心[4]。我们可以认为大礼议的序幕由此拉开。但权力斗争是否已经展开呢？回答是否定的。假如权力斗争已经开始，世宗不可能不知道凭他当时的力量，是撼不动内阁的[5]，高明的做法就是暂时隐忍，积极跟朝臣合作，易用自己得天独厚的优势地位使己身力量尽快增长从而压制朝臣。然而他尚未进入京城就以强硬态度令朝臣难堪，为新的君臣关系打上了不和谐的标签。当礼部尚书毛澄等人以汉、宋两代事例为依据，要求世宗以孝宗为考，兴献王及妃为皇叔父母时，世宗则以父母可移易乎？的诘问断然拒绝了礼部的意见[6]。杨廷和等又与礼部诸臣多次进言，要求世宗服从礼部的安排，但均被世宗拒绝。当年七月张璁上大礼疏后，世宗非常高兴地说：此论一出，吾父子必终可完也。[7]稍后，来到京城外的蒋氏听说朝臣的议礼方案后，愤怒地说：安得以我子为人之子！ [8] 同时拒绝以藩妃之礼入城。史载世宗对其母不肯入城的反应是闻而泣，欲避位归藩。[9]从这里，我们看到的与其说是一个富于深谋远虑的政治家的高明手腕，不如说是一个普通少年追尊自己生父的拳拳孝心。合理的推测应该是：这位少年天子在议礼过程中由于屡屡受阻，意志未能伸张，所以才被迫发动权力斗争嘉靖，企图以强权压倒对方。所以，赵文说权力之争始终伴随着大礼议的进程。这是值得商榷的。 嘉靖三年二月，杨廷和去位，并且是以很不体面的方式结束了自己的政治生涯。史载：帝听之去。责以因辞归咎，非大臣道。[10]至此，皇权对阁权的斗争已经取得圆满胜利。如果说大礼议是场权力斗争，那么这场斗争也应该随着杨廷和的离去而画上了句号，但是大礼议却仍在继续。六月，张璁、桂萼来到京城，再次上疏极论两考之非，以伯孝宗而考兴献王为正。[11]世宗赞同张、桂的主张，并罢黜了反对派乔宇等人。七月，发生了左顺门惨案，世宗才取得了议礼的决定性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