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思想文化.ppt

清代思想文化发展的四阶段 ①清初(顺治、康熙中期):“经世致用、崇实黜虚”社会思潮; ②乾嘉之际,考据学兴起,汉学风靡一时; ③道咸以后,考据学走向蜕变与衰落,今文经学兴起、子学复兴; ④中西文化碰撞、交融的新阶段。 清初的文化政策：怀柔与高压并施 清初有一个基本的文化国策:“崇儒重道”,以程朱理学为正统——康熙帝提倡“真理学”,发布“圣谕十六条”;雍正对十六条加以发挥,形成“圣谕广训”;乾隆大力表彰“理学名臣”。 以修书名义而禁书:招揽大批文士编修史书,所编之书须经皇帝“钦准”、“御览”才能发行。 厉行文字狱:极力嘲讽“假道学”,用“名教罪人”的帽子加害士人,实行“文化统制”。 清初“经世致用”的实学思潮 除了顾、黄、王之外,还有傅山、李颙、颜元等人为代表,主要在治学的宗旨和方法上。 顾炎武提出的“明道救世”的治学的宗旨,倡导有利于国计民生的学问; 李颙讲求 “匡时要务”,倡言“学贵实效”、“开物成务”,李颙的著作被世人称作是“体用兼备之书”; 颜元则大讲垦荒、均田、兴水利等功利。 经世致用思潮形成的原因 ①经世致用的学风是由东林党人开启的,主要是针对当时空谈心性的社会风气; ②是对“社稷沦亡,天下陆沉”思考的结果: “平时袖手谈心性,临危一死报君王”; ③亡国之痛的民族主义情绪:“为未来民族复兴奠定理论基础”(张岱年等); ④清政府怀柔与高压的结果:清政府怀着分裂的文化心态实行分裂的文化政策。 清初理学 所谓理学名臣:以熊赐履、陆陇其、魏裔介、魏象枢、汤斌、李光地等人为代表——他们在思想理论上并没有什么新的创造 隐逸乡里的遗民:以孙奇逢、李颙、朱用纯等人为代表,在政治上与清廷保持距离。 孙奇逢以“慎独”为宗,对魏裔介、魏象枢、汤斌影响很大; 李颙以尊德性为本体,以道问学为功夫,以悔过自新为始基;朱用纯专讲程朱的“主敬”。 清初反理学思潮 毛奇龄、阎若璩、胡渭等以考据学的形式批判理学。 毛奇龄著《四书改错》,从训沽、地理、名物、制度等方面把朱熹批判得体无完肤; 阎若璩著《古文尚文疏证》,以大量确凿的证据,使《古文尚书》为伪作成为定案; 胡渭著《易图明辨》,指明“太极图”之伪。 颜元、李塨对宋明理学进行了系统的批判。 乾嘉考据学 以“考据”为方法,以儒家经书(兼及史书和诸子)为研究对象,考证字音、字义、名物、制度、版本等等; 由此发展出“小学”、金石、辑佚、校勘等辅助学科; 考据学全盛时期,考据的对象已从儒家经书扩大到历史、地理、天文历法、算法、音律、典章制度等方面。 乾嘉考据学的缘起 主要四种说法: ①亡国之痛的民族主义情绪变异:第二代知识分子“反满意识渐趋泯灭”; ②“文字狱高压说”:康雍乾三朝共兴文字狱108起,有明确文字记载的有58起; ③学术发展“内在理路”说:回归原典; ④中国古典文化的全面总结和整理说:古典时代即将结束;“康乾盛世”的大型文化建设。 扬州学派 考据学者大都发源于扬州府属甘泉、江都、高邮、宝应、仪征,因之称为“扬州学派”。 江都有汪中、汪喜孙父子和凌曙;甘泉有焦循、焦廷琥父子江和藩;高邮的王念孙、王引之父子以及李惇、贾田祖等。 扬州当时是繁华的商业城市和盐务重心、漕运要津,是盐务官员和盐商聚集的地方,这些富豪常聘请名流学者充当门客,资助他们刊刻著作。 皖派宗师戴震 戴震字慎修,又字东原,安徽休宁(今屯溪)人,少时家贫,随父行商,曾受学于江永,51岁时入《四库》馆,53岁时第六次落第,赐殿试。 戴著述颇丰,代表作是《孟子字义疏证》《原善》等,戴震的弟子及其交游是乾嘉考据学主流:卢文弨、纪昀、王念孙、王引之父子、段玉裁、孔广森、任大椿等。 治学原则:“唯求其是”(反对“唯求其古”),他与惠栋是师友关系 。 戴震名言:“酷吏以法杀人,后儒以理杀人”。 吴派宗师惠栋 惠栋之学出于其父惠士奇,他祖父也是大儒。 惠栋治学“凡古必真,凡汉皆好”,“不问真不真,惟问汉不汉”。 惠栋的弟子有余萧客、江声、王鸣盛、阮元、钱大昕、江藩等。 后人对惠、戴评价：惠以信古为旗帜,凡古必是,故其学仅淹博而已;而戴以求真为目标故不仅淹博而且精审。惠“唯求其古”,戴“唯求其是” 。 章太炎认为,惠知识渊博,戴不如惠;但惠仅是“述者”,而戴是“作者”。 乾嘉考据学对理学的批判 ①摆脱理学束缚,高扬汉学旗帜:考据学家对“理”给予重新诠释,把理从形而上的抽象拉回到形而下的具体,不离开具体事物谈理; ②排拒佛老,揭露理学的佛老理论来源; ③经学辨伪,冲击理学的理论基础; ④批评和重新诠释理学基本命题:主要表现在对“格物致知”和“理欲观”的解释上。 乾嘉考据学的思想意义 ①以客观、平实的态度对待儒家经典,不是把它看作是高高在上的精神权威,而是当作一种可供考订、研究的“学问”和“资料”,使“六经皆史”得到最终的落实。 ②他们提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