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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GE PAGE 1 日本的武士道与中国的舍生取义 　　[摘要]在封建时期，欧洲有骑士精神，日本有武士道，而在中国与之相似的文化形式却并未被大家熟知。文章从牺牲精神的角度，探究了日本的武士道与中国的舍生取义精神的异同点。展现了武士道对当今日本人的影响，也通过将外国文化形式与本国民族精神对比，帮助中国的青年正确看待外国文化和更好的认知本国文化。 　　[关键词]武士道、舍生取义、牺牲精神、民族性格 　　中图分类号：K3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0278（2013）03-001-01 　　武士道是日文章化精神的核心，是日本特有的文化和伦理道德体系，形成了大和民族的性格。倡导忠诚、信义、廉耻、尚武、名誉的日本武士会为了信仰而剖腹谢罪、自我牺牲；而自古以来，中国人受到孟子的影响，坚信“舍生取义”的道理，不为苟活。中日两个不同的民族在信义面前都会不畏死亡，做出牺牲，但两国人民的牺牲精神在内涵上却是截然不同。而这种差异也促使着两国人民形成迥异的民族性格。 　　一、武士道与舍生取义的差异 　　日本的武士随时准备为他们的主人赴汤蹈火，为了表示他们的忠诚，他们会切腹自杀来结束自己的生命；中国的董存瑞在危急时刻，因身边无处安放炸药包而毫不犹豫地用自己的身体充当支架——手托炸药包，舍身炸碉堡。同样是自我牺牲，同样作为国民精神被大家颂扬，但在社会环境和人文环境的影响下，两种精神除了呈现了各自的特点，也存在一定的差异，具体如下： 　　（一）精神上的优越与精神上的平衡 　　武士崇尚的是精神上的优越，是在心理上能先战胜自己，再战胜别人。因此即使这个民族面临绝境，也不会承认失败，直到最后一刻也要充分发挥自己的精神力量，做精神上的胜者。日本武士以“义勇奉公”为最高原则，而以“死身”来奉公便是最高的美德。战时的陆军上将乃木希典，在日俄战争期间曾采取空前的“肉弹自杀战术”发动攻击。明治天皇殉葬之日，乃木希典与妻子一同剖腹自杀，以身殉君。虽物质无常但精神常往的心理生动的呈现在日本的牺牲者身上。而中国人在追求道义美德时，更多注重的是内心的一种平衡，是自身行为与道德标准的匹配。虽然最后杀身以成仁的文天祥留下了：“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名句来表达自己精神上的胜利，但是若非元廷胁妻儿来逼，文天祥也未必会自断命运。中国自古便有卧薪尝胆中的忍辱负重，只要“辱”可以换来“重”，“辱”便是忍得的，不会再苛求自己在精神上的高度，因为辱与重的平衡才是中国人更看重的。 　　（二）自我价值的利用——客体与主体 　　在戴季陶先生的观点中，日本的武士道其实只是一种奴道，是封建制度下的食禄报恩主义。因此，武士道中自我价值的利用就带有着一种“客体”的色彩，是屈服的，卑微的。而中国的舍生取义则是一种主人翁式的价值发挥，是道义的选择。在日本人的牺牲中一方面有些不得已而为之的意味，另一方面又会心甘情愿的甚至主动的去履行义务。严格的阶级的序列要求牺牲者必须做出牺牲，而这种要求也致使日本人形成了根深蒂固的角色意识。从牺牲生命到牺牲自我意愿，无不体现着日本人对于等级序列的奴从。而从积极层面上讲，日本人的这种特性又使得他们对于义务的履行和自身行为准则浑然一体，如果一件事是在义务的范畴内，即使不被督促，他们也会自觉的去做，若是得到了表扬，他们反而觉得奇怪，因为就像吃饭一样，那是自然而然就去做的事情。 　　武士崇尚正直、坚毅、简朴、胆识、礼节、诚实、忠诚等种种美德，只要武士忠于天职，便会获得荣誉，从而演变出为了个人荣誉而不计代价牺牲一切的内心准则。在精神上，日本人多是背负着名誉压力，而中国人在面临“生”与“义”的抉择时，更多的是抱有人格的压力，由此可见，这两种牺牲，一方是由外自内，另一方则是由内自外。 　　二、两国文化的共通之处 　　（一）主动与被动 　　两国文化共同受着儒家、佛家等传统思想的影响，又分别有着自身的道德体系约束，在准则是非的选择上，两国人都会受道德心驱使，主动采取行动。 　　所以，虽然行动的对象与条件可能不同，但是两国人都会按自己国家的道德体系标准做出义举。即在同一情形下，一国的前进和一国的后退仅仅是表面现象，如果针对这一情形，两国国家有各自不同的道德标准，我们就要根植于两国特定的文化传统中，而不是轻易地将表面现象作比较。 　　（二）名誉 　　杀身以成仁，既是无畏的豪言，又是逃避的借口。生活在文明社会中的人们，无论是性格开放的欧洲人，还是谨小慎微的亚洲人，都在各个文明的各个时代表现出了对名誉的追崇。无论是中国的舍生取义精神还是日本的武士道精神，都存在着为名誉而战的共通心理。 　　（三）奴性 　　等级森严的日本社会具有着难以摆脱的奴性，而千年中央集权制度制度影响下的中国国民又何尝不存在这样的倾向？在中国，我们所歌颂的牺牲精神，总有着针对某个对象而抒发的“忠”。我们习惯于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