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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 经济与文化 文化 文化与经济活动 文化与经济过程 经济行为与文化：社会学视野下的跨国企业 第一节 文化 对文化的再认识 功能主义视野下的文化与经济 文化的多元性 一、对文化的再认识 “文化”被定义为： 一套价值观念以及赋予其意义的实践活动 对文化的三个认知性谬误 二、功能主义视野下的文化与经济 帕森斯和斯梅尔塞: 显示了保证社会或社会系统存在和不断发展的各种“功能”之间的区别 功能被分成: 适应(A) 目标达成(G) 整合(I) 系统维持(L) 命题 理论分析命题；认为A、G、I、L功能体现了社会生活过程中社会系统面临的问题，即是所有社会系统共有的特征。 第二个命题：尽管这些问题使历史进程达到一个制度专业化很高的程度（比如在市场、政府、法律体系以及其他系统之间），但是这种专业化或者分工从来都不是绝对和完全排外的 第一步：由四个子系统构成的社会系统 第二步：每一子系统又被分成四个子系统 Aa Ag Ga Gg Ai Al Gi Gl Ia Ig La Lg Ii Il Li Ll 文化同时存在于经济生活的外部与内部。 第一个层次涉及社会分化成具有AGIL功能的专业机制，如市场（A功能）、政府（G功能）、法律（I功能）等等。 第二个层次涉及到那些分化成社会的各个部分，每一部分都面临着共同的A、G、I、L需求机制，如经济面临文化需求，政治面临经济需求等等。 在这个框架中，经济与社会的解释不仅仅是文化（L）对经济（A）的冲击问题，也是经济文化（Al）对经济的其他部分(Aa、Ag和Ai)的冲击问题。 三、文化的多元性 近来有关文化多元化的论述有几个值得注意的特点： 有学者试图将人格以及诸如性和情感这样的问题整合到目前已经过度经济学化和理性化的经济-社会理论中去。 消费中审美因素的重要性 认为现代性将让位于一种新的文化形式，即后现代主义 探寻经济运行过程中经济因素和文化因素孰重孰轻的做法是不明智的。 所有的经济实践活动，无论是否与合同、效率、商行或消费者有关，都有其文化层面，因为它们是建立在基于意义认同或意义期望的意义和行动的基础之上。 第二节 文化与经济活动 意识形态与经济 宗教与经济生活 东亚经济增长与文化 一、意识形态与经济 斯梅尔塞 分析文化因素对经济的影响： （1）促进或妨碍经济活动的宗教价值观； （2）对现存事物进行道德辩护的思想意识； （3）对现存事物进行道德攻击的思想意识； （4）可缓解压力的思想意识。 二、宗教与经济生活 贝拉 运用帕森斯的AGIL模式从三个方面论述了以政治价值为中心的日本价值体系 第一，从特殊关系的优势来看，对自己所属的特殊系统或集体（家、部落、行会、藩、国家）的关心相对地高于对法、永恒、真理、正义等普遍主义价值的献身。因而，那种特殊群体的首领（家长、领主、天皇等）虽不一定担负实际的执行职能，但却能代表群体，具有巨大的象征意义，而人与群体的特殊纽带关系便象征着对群体的代表性首领的忠诚（忠义） 第二，业绩对属性的优势一般并非是年龄、性别、身份、智力之类，而是表现出在做什么事情方面赋予事物以价值的倾向，这一旦与政治价值的优势相结合，就能为达到集体目标而动员一切人力、物力资源，并在作出惟一选择时成为最高的动机，而作为其动员能力的政治权力在其亚系统中产生的程序会变得非常之高。 因此，在非政治群体中，群体成员一般对控制他人给予很高的关注，个人的野心与其说倾向于追求财富和文化，不如说企图获得那种控制他人的能力（以及地位）。 第三，政治价值在价值系统中所占的核心地位，是通过阐明其他三个维度的价值位置及其同政治价值的关系而得以反证的： 1.适应的价值 2.整合价值 3.文化价值 三、东亚经济增长与文化 傅高义： 利于经济增长的文化 专家治国的精英、入学考试制度、团体的重要性、自省其身的目标，这四种根植于儒家传统而又适应于工业社会需要的制度与文化习惯，产生了前所未有的最高且持续的经济增长。 原因： (1) 强调团体价值而非个人价值，产生了有凝聚力的政治与企业组织形式； (2) 建立了专家治国的组织制度，因此产生了强烈的学习和接受教育的动力； (3) 使政府与受政府管理的当事人相互负有义务，政策制定因此（相对）受公共利益推动； (4) 确立了合法的权威主义统治，因此使政权长时间存在，政策稳定且有连续性。 第三节 文化与经济过程 文化与生产 文化与交换 文化与消费 一、文化与生产 （一） 组织文化 霍桑实验:强调的是劳动者的感情基调 伯纳德:强调组织文化表达的功能，并将这种研究扩展到白领阶层范围，并引入新的观点，即组织符号象征可被用来增加雇员们的责任感。 1.认知流派 玛奇和西蒙： 当周边环境比较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