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儒道佛思想的融合.docVIP

苏轼:儒道佛思想的融合 苏轼一生深受儒家传统文化的影响，步入仕途之时抱着“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的宏伟抱负，然而在其政治受挫、遭遇“乌台诗案” 后。身心疲惫的苏轼又试图在佛道中寻求心灵的宽慰。心胸宽广、生性乐观的苏轼在与佛道的结合中自身的文人心态发生了积极转变，他没有完全沉溺于佛道以寻求解脱和避世，而是将佛道思想为我所用，进而转化成为自己人生哲学的精华部分。儒释道的积极融合标志着苏轼人生哲学观的正式形成，而“超脱旷达、随遇而安” 便成为他人生的真谛. 一、 苏轼从小便受儒家思想的教育和熏陶，尊尚孔孟，十岁时便由母亲教授儒书，他在启蒙学习中受书本的影响：“比冠，博通经史，属文日数千言，好贾谊、陆贽书。” 贾谊是汉文帝时“通诸家之书” 的儒士，以儒治国。陆贽是唐德宗时名臣，以儒学为宗。苏轼以他们的学习榜样，建构自己的政治蓝图。所以他曾对朋友这样说道：“我非因农家，安能事耜耰，又非将帅种，不惯挥戈矛，平生负壮气，岂可遂尔休。” 年轻的苏轼对政治抱着无比热忱与信心，认为现实政治的权力具有广泛改变一切的力量，只有全心全意投身于政治的洪流中，才能完成自己“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的宏伟抱负。苏轼这种早期的儒家思想主要是由家庭因素、社会因素以及个人因素这三方面共同形成的。 苏轼从儒家那里吸取的是经世致用,维护君国民生的社会利益,舍生取义的人格精神。他从道家那里吸取的是崇尚自然,在个人进退得失、利害荣辱上无欲无争、随遇而安的态度,追求精神自由解放、无往不乐的性格。他从佛家那里吸取的是抛却名疆利锁的束缚,从内心感悟中超越尘世欲求,求得空明心境的精神。同时,他又扬弃了儒家绝对忠君的缺陷,他忠君是为了国家人民;为了国家人民就要敢于死谏,不从昏君。他也扬弃了道家反对一切人为努力的缺陷,他不主张完全顺水推舟地盲目跟随王安石和司马光,不主张在一切问题上绝对无为无欲。他也扬弃了佛家抛弃尘世,沉醉于四大皆空的寂灭情绪,寄希望于幻想的来世和天堂的缺陷,他始终是积极乐观地拥抱现实,在现实中积极奋斗。 二、 “乌台诗案”后苏轼对牢狱心有余悸，人生态度由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由批评朝政，积极用世到不问政治，心向佛教。苏轼刚到黄州时住在定惠院，此间他开始反思自己，转向佛教。在对佛老的参化中，苏轼逐渐从痛苦中体验出生命的实相与妙谛，在对大自然的观照中，悟出万物运行变化的奥秘，超然于物外，抛弃了尘世的桎梏，获得了精神上的完全自由。他转而向往山水林泉，渴望个体的真正人生自由，渴望那种无拘无碍的闲适生活。于是，我们开始看到一个“放浪形骸”的苏轼：此间但有荒山大江，修竹古木，每饮村酒，醉后曳杖放脚，不知远近，亦旷然天真，与武林旧游，未易议优劣也。得罪以来，深自闭塞，扁舟草屡，放浪山水间，与樵渔杂处，往往为醉人所推骂。辄自喜渐不为人识。大悟之后的苏轼，词作的风格也开始了明显的改变。先看《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 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洒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此词是苏轼谪贬黄州第三年的春天写下的。这首词一反苏轼前一时期的消沉之态，语气豁达豪迈，旷达超脱。词人竹杖芒鞋，顶风冲雨，从容前行，以轻胜马的自我感受，由眼前风雨推及整个人生，表现出面对人生的风风雨雨而我行我素、不畏坎坷的超然情怀，传达出一种搏击风雨、笑傲人生的轻松、喜悦和豪迈之情。结句饱含人生哲理意味的点睛之笔，道出了词人在大自然微妙的一瞬所获得的顿悟和启示：自然界的雨晴既属寻常，毫无差别，社会人生中的政治风云、荣辱得失又何足挂齿？纵观全词，苏轼那种醒醉全无、无喜无悲、胜败两忘的人生哲学和处世态度鲜明地呈现在读者面前。这首词表明，经过痛苦的思想蜕变和精神挣扎之后，苏轼已真正从前期的苦闷抑郁中走了出来，达到了一种新的精神境界。 三、 苏轼对道家也有所选择和区别。他说:“清诗健笔何足数,逍遥齐物逅庄周” ,但他并非真要修道出世、犹为关心佛学并非真要参禅出家,他只是选取佛道中能在精神上超脱的力量,为任性逍遥的个性寻找一种寄托。他有一首诗可以证明这一点:“来往三吴一梦间,故人半作家累然。独依旧社传真法,要与遗民度厄年,赵史近闻还印缓,竺翁先已返林泉。何时策杖相随去,任性逍遥不学禅。” 苏轼对道家思想的最精深的理解是齐生死、等物我的境界。他在《苦于乐》一文中说：“乐事可慕，苦事可畏，皆是未至时心尔。及苦乐既至，以身屡之，求畏慕者初不可得。既过之后复有何物？”这种等同苦乐的观点既是作家在体验了黄州之苦与京城繁华之后的体会，也是道家齐生死、等物我的旷达思想的体现。 四、 儒道释三种思想在苏轼身上的融合与发展最终形成了他独特的人生观。正如林语堂在《苏东坡传》中所表述的：“在玄学上，他是佛教徒，他知道生命是某种东西刹那之间的表现，是永恒精神刹那之间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