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痴情女子负心汉”叙事模式的历史演变.docVIP

论“痴情女子负心汉”叙事模式的历史演变 ——从周朴园形象的塑造说开去 吴建波 周朴园是一个有争议的形象。他对侍萍的爱情态度,历来是批评家们关注的焦点,但间题至今并未真正解决。过去对周朴园的有些批评,在思维习惯上,首先就几乎是下意识地把周朴园定为“坏人”,其本质是剥削阶级的,然后才根据这一大前提评价他的怀念。这是多年来不能圆满解释周朴的主要原因。 王蒙说：“包括对《雷雨》的解释也是一个模式，周朴园、周萍是坏人，剩下的都是好人。其实也可以有另外的，非正反两种模式是艺术解释。”王蒙《在新时期十年学术讨论会上的讲话》，《中国文化报》1986年9月17日。中国观众多年来看惯了善恶有报、忠奸分明的传统戏，习惯于用好坏是非等简单的伦理标准评判戏中人物。其实，认识丰富复杂的。高尔基曾说：“人是杂色的，没有纯粹黑色的，也没有纯粹白色的。在人的身上掺合这好的和坏的东西——这一点应该认识和懂得。” 引自新文艺出版社《论作家的劳动本领》第22页。仅按照关于阶级本质的定义去规范个体的人，无疑要以抽去艺术形象的无穷丰富性和生动细节作为牺牲。曹禺深知这一点，他说：“如果写作时，不是从那个具体的个别的任务触发，首先想到的是那概括了的共同的东西，立志要从这些抽象的概念，创作一个什么典型来，那就比较容易走上简单化的道路，有时不但写不出典型，深知也写不出活的人物出来。” 张葆辛《曹禺同志谈剧作》，《文艺报》1957年第二期。所以，周朴园身上好坏混合、善恶并存并非败笔。评论的人物是坚持具体分析，对矛盾的性格因素作出合理解释。所谓形象的本质特征，绝不是单一绝对的，它同现象一样具有丰富无穷的属性。如果先把周朴园定义为“反面人物”，自然就会忽视他人格中悔过求善的一面，不能正确评价 王蒙《在新时期十年学术讨论会上的讲话》，《中国文化报》1986年9月17日。 引自新文艺出版社《论作家的劳动本领》第22页。 张葆辛《曹禺同志谈剧作》，《文艺报》1957年第二期。 所谓良心，是人们在履行对他人和社会的义务的过程中，形成的道德责任感和自我评价能力。这是一定的道德观念、道德情感、道德意志和道德信念在个人意识中的统一。简言之，良好（有可能是良心，但书上确实是良好）发现就是对自己对自己所进行的道德反思。它可以促使人们自觉地选择道德行为，纠正不良动机，遵守社会规范，是一种比社会舆论和习惯势力更为重要的道德评价力量。因为社会舆论和习惯势力要对个人发生约束力，必须过良心——个人信念才起作用。英国作家毛姆说：“我把良心看作是一个人心灵中的卫兵”，“是我们每个人心头的岗位，它在哪里值勤站岗，监督者我们别做出违法的事情来。” 毛姆：《月亮河六便士》，外国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68-69页。良心的进行方式是内心谴责和自我满足，具有很强的主观性和情感色彩，并表现出隐秘性和不稳定性。人类道德观念对个体的熏陶和渗透，往往影响人的理性甚至深入到潜意识之中。有时候，他人甚至自我都很难直接觉察到良心在左右着个体的道德判断与日常行为。“良心的谴责往往是从直觉地感到不顺遂、不满意开始，后来由于理智的启发，变成意识的道德痛苦。”“良心具有一种隐秘机制的名声，它似乎不依赖于外部的道德命令，似乎不可捉摸、神秘莫测，不受任何制约，时而自行出现并控制着人的心灵，时而消失得不知去向，使人对善与恶都无动于衷。” （苏）A.N.季塔连科主编《马克思主义伦理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131页。良心的这些性质和特征使得它在一些他人无法干预的生活领域如夫妻感情、恋爱纠葛中显得格外重要。如果自 毛姆：《月亮河六便士》，外国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68-69页。 （苏）A.N.季塔连科主编《马克思主义伦理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131页。 在生活中和艺术里，的确有不讲良心或假装慈善的王朴园、张朴园，但曹禺的周朴园却是一个的确具有自我反审、道德评价能力即“良心发现”的个体。忏悔和怀念标志着周朴园意识到了自己抛弃侍萍的不道德性，这是一种正义情感的复苏。能意识到并讲求善。是否有道德犯罪感，往往是检验个体是否有良心的试金石。做了坏事之后，又抱着意识到的道德痛苦去忏悔、赎罪的人，比起天良丧尽、始终认为自己的恶行时正义之举，毫无内疚心理的人来说，总要显得善良些，更符合人类自我完善的文明趋势。只要良心发现是真正的自我意识到道德痛苦，就无可非议！既然周朴园的怀念是出于真情流露，就说明他还没有完全丧失人性与良心，怎么能解释为越良心发现越伪善反动呢？不错，良心是又阶级性的，但也有超阶级性，诸如民族性、时代性等，这要视具体的良心内容而定，不能武断地说凡剥削阶级的人物只有剥削阶级的良心。封建道德的婚姻观是门当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