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我国刑事和解制度之构建.doc

论我国刑事和解制度之构建 XXX 一、引言 20世纪70年代，刑事和解制度在西方国家开始出现，使相关国家的刑事司法有了一定的改进。刑事和解是刑事司法领域一项方兴未艾的思潮，是目前实务界和理论界关注的热点问题。据学者考证，美国、英国、德国、日本等国家和我国台湾地区，有的已经将刑事和解纳入刑法，有的准备将刑事和解引入刑法，我国目前还没有严格意义上的刑事和解，但是在构建和谐社会的大背景下，已引起了国内学术界与司法界的深入研究与探索，并在实践中取得很大的成效。 二、刑事和解的理论分析 （一）刑事和解的概念界定 刑事和解(Victim-Offender Mediation)，也称为被害人与加害人的和解、被害人与加害人会议、当事人调停或者恢复正义会商。它是指在犯罪发生后，经由调停人的帮助，使被害人与加害人直接商谈、解决刑事纠纷；对于和解协议，由司法机关予以认可并作为对加害人刑事处分的依据的一种刑事司法制度。[1]刑事和解是在弥补传统刑事司法不足的基础上产生的，其目的是弥补因加害人的犯罪行为对被害人所造成的损害，恢复加害人破坏的社会关系，保持社会成员之间的和睦，同时促使加害人改过自新，重新回归社会。 （二）刑事和解的渊源和理论基础 1、刑事和解的渊源 1974年加拿大安大略省出现了世界上第一个刑事和解案例，它是两名年轻加害人犯罪后，在法院和当地宗教组织的努力下，促使加害人与被害人会见商谈并最终达成和解，赔偿了被害人的损失。这种被害人—加害人的和解程序就是刑事和解由理论到实践的第一次尝试。 2、刑事和解的理论基础 作为欧美国家刑事司法改革的一项重要措施，刑事和解是一种有坚实理论基础的理性设计，大多数学者接受了美国犯罪学家约翰·R·戈姆在《刑事和解计划：一个实践和理论构架的考察》一文中所提出的“平衡理论”、“叙说理论”和“恢复正义理论”。 平衡理论认为刑事和解是建立在被害人对何为公平、何为正义的合理期待的基础上，当原有的平等和公正规则被打破时，被害人倾向于选择一种最为简单的方式来恢复他们所期待的平衡。而平衡理论认为，如果一种平衡恢复方式成本越低，被害人选择该方式的可能性也就越大。 叙说理论认为刑事和解实质是被害人与加害人产生共鸣的过程，是被害人对情节、人物和主题的故事叙说过程，在叙说过程中，加害人充当了被害人情感的最佳发泄对象，使被害人的恐惧、怨恨等不良情绪在和解的过程中得到宣泄，同时，加害人通过互动交流得到被害人的宽容和谅解[2]。 恢复正义理论体现了“由个人解决冲突”的价值理念：正义的实现途径不再是刑罚与服从，而是社会关系的良性互动；正义的评价标准不再是有罪必罚，而是加害人所破坏的社会关系是否得到修复。约翰·R·戈姆认为恢复正义理论有三个方面的特征：首先，恢复正义理论强调犯罪不仅是对法律的违反，对政府权威的侵犯，更是对被害人、社会甚至犯罪人自己的伤害；其次，恢复正义理论还强调司法程序应有助于对这些伤害的弥补；最后，恢复正义理论反对国家对犯罪行为的社会回应方面的权力独占，提倡被害人和社会对司法权的参与。[3]恢复正义理论构成了西方刑事和解最重要的理论基础，该理论在强调被害人利益保护的同时兼顾了犯罪人的社会复归，作为恢复正义最重要的司法形式，刑事和解最大程度地体现了恢复正义的具体要求并全面诠释了刑事和解的理念。 （三）我国刑事和解制度产生的背景及司法状况 我国现行法律体系没有关于刑事和解的规定，但在实践中已经进行了较为普遍的尝试性运用。特别在我国政府提出“要科学分析影响我国社会和谐的矛盾和问题及其产生的原因，更加积极主动地正视矛盾、化解矛盾，最大限度地增加和谐因素，最大限度地减少不和谐因素，不断促进社会和谐”之后，刑事和解成为理论界和实务界都十分关注的热点，于是学者专家纷纷献计献策，为刑事和解寻找理论依据，探寻“本土资源”。 在这样的背境下，刑事和解逐渐成为了我国一项必需的制度。 虽然我国现行的刑事司法制度没有形成严格意义的刑事和解，但在构建和谐社会以及倡导和谐司法理念的指导下，一些省市的司法机关已先后尝试刑事和解和社区矫正的实践，均取得了较好效果，为刑事和解制度的正式施行积累和总结了有益的经验和教训，提供了现实的论证和决策的参考。如山东威海自2001年起便开始适用刑事和解；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检察院对轻伤害案件实行刑事和解已有4年，和解后做出不起诉或退回公安机关处理的案件达400余件[4]；北京市朝阳区检察院自2002年起开始对轻微伤害案件、家庭暴力案件适用刑事和解措施；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厅于2004年7月联合下发了《关于当前办理轻伤犯罪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和省检察院、省公安厅、省司法厅于2007年4月联合制订了《关于办理轻伤害案件其中问题的意见》；湖南省人民检察院更是走在了全国的前列，为在全省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