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法律信仰与中国法治.docVIP

PAGE PAGE 1 浅谈法律信仰与中国法治 　　 　　摘要：依法治国，建设法治国家已经被认定为一项基本的治国方略，法律信仰对法治国家的建立具有重要的意义，然而我国法律信仰状况令人担忧，培养社会主体的法律信仰需要政府和人民的共同努力。 关键词：法律信仰 法治 　　应该说，法治思想的提出来源于两千多年前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亚里士多德曾经明确指出法治应该包括两重意义：已成立的法律获得普遍服从，而大家服从的法律本身又应该是制定得良好的法律。 如果说后者是法治得以实现的前提和基础，那么前者就是法治得以实现的关键。 法律得到普遍服从不外乎两种方式，一是来自国家的强制，二是出于公众对法律的自觉服从，也即法律信仰。 　　法律信仰一般是指人们对于法律的一种尊崇敬仰的态度，是自愿接受法律统治的一种姿态，表明人们愿意热忱地投入到捍卫法律尊严和权威的斗争中，并把参与这种斗争作为自己一种庄严的使命和责任。 　　法治是一种社会治理的重要方式。当然，现在的争议不是要不要实施法治的问题，更多的是围绕如何推行法治而展开。在观察和评论中国法治状况的时候，我们可以发现的一个显见事实是，经过二十多年的立法运动，我国已经有了大致成型的法律制度，但同时大众对执法和司法状况又有普遍的失望和不满，这种失望和不满反映了人们对法律的负面评价和消极态度，而尤其值得注意的一个问题是人们在服从、接受和利用法律时，远远没有达到对法律的热爱和信仰。当我们看到有些西方国家种出丰硕的法治果实，自己很羡慕，很想去种时，是否应当去反思中国法治发展之路举步维艰的问题出在何方？ 　　一 培养法律信仰是法治的内在需要 　　当代中国法治建设面临的困境何在？是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还是权大于法、人大于法？在笔者看来，上述问题仅仅是中国法治建设表面特征的一个反映。这一困境应归结于法律不被信仰。而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它将形同虚设。 当法律形同虚设时，法治，一种法律至上的统治地位必然会被人治所替代。而法治应当优于人治 ，这已成为定论，尤其是中国的现代化建设更需要法治。前面我们已经提到了一个国家法治应具备两方面的条件，其中社会公众对法律的忠诚和信仰是法治得以实现的关键，因而，仅从这一点我们就可以肯定培养社会公众的法律信仰是法治的一种内在需要。 　　首先，从法治本身的内涵来讲，法治所要表达的意义是：法治是社会公众普遍具有的、共同的一种精神和信仰、意识和观念，是一种典型的社会心态；法治的精神在于合法颁布的具有普遍性的法律应当被全社会尊为至上的行为规则。然而，这些所要成立的条件是社会成员对法律的信仰，没有社会成员对法律的信仰，这一切只能成为空中楼阁。诚如伯尔曼所讲，所有的法律制度都不仅要求我们在理智上承认，而且要求我们以全部生命献身于它们，所以正是由于宗教激情、信仰的飞跃，我们才能使法律的理想和原则具有普遍性。 　　其次，从制定法律的目的方面看，法律制定的终极目标是要得到公众普遍的认可、服从并遵守。所以我们讲一个国家要实现法治化，就必须有足够的社会公众对法律的尊重、认可和接受，没有社会公众的尊重、认可和接受，即没有社会公众对法律的信仰，法律就会丧失稳定性，法律就会没有权威，犹如一纸空文。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讲，法律能见成效，全靠民众的服从，邦国虽有良法，要是人民不能全部遵循，仍然不能法治。 　　再次，前面提到法律获得普遍服从有两种方式，一是依靠国家强制，二是公众对法律的自觉服从，也即法律信仰。然而，仅仅有强力来维护和支撑的法律不是真正的法，心理学的研究早已表明，对法律公正的信任、对法律的归属感等心理因素对于遵守规则的影响远比单纯强制力要大和重要。法律固然不能没有强力的保证，但暴力并不带来统治的正当性。只有信仰才使人们感到自己有义务并自觉自愿地服从法律。 　　二 培养法律信仰，推进法治精神形成之困境 　　中国至今没有确立关于法律的信仰，首先，这与传统有关。受中国传统法律文化、旧的法律观念的影响，封建帝制的皇权至上，宗法、特权观念、专制观念、权力至上等与现代法治精神相悖的思想产物，即长久的封建人治传统的中国所构造的法律观念，潜移默化地渗透在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在人们的思想中根深蒂固。在中国这种传统法律文化以皇权至上为特征的权力本位的价值体系中，法律被放在了次要的地位，只一直确认并全力维护专制王权的绝对至上性。 这种权力本位的传统法律文化深深地影响着现代人，人们在权力和法律面前总会出现权力高于法律、法律低一等的认识，从而对法律失去信心和认同感，便不会自觉地寻找法律的保护，也更谈不上对法律的尊重和信赖了，法律就如一纸空文。 毋庸讳言，若真如此的话，那不仅将对法律信仰的培养造成障碍，同时也将给中国法治现代化建设造成极大的障碍，使中国法治面临被抛弃的危机。 　　其次，除了传统因素以外，立法的膨胀，法律出台时间的缩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