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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GE PAGE 1 传统中国对外交往的内在思维 　　【摘要】西周时代的中国在当日历史条件之下，通过一套结合礼制制度的政治制度来维系社会的安定与有序。此后在此基础上产生一种儒家学说，并在秦汉时期由一家学术上升为国家正统思想，通过注重礼治与以儒学教化民众，帝制中国时代的统治模式基本确立。宋代以下，在继承这一基础的情况下，基于当日的历史形势更加转向内在，明清的中国对外思维与交往模式就此形成。 　　【关键词】中国；文明；儒家；统一；内在 　　引言 　　约翰?霍布斯在其著作《西方文明的东方起源》一书中提及明帝国停止以郑和舰队为代表的冒险、扩张行动时写道：“现在很明显，这不是实力不足的因素，他们选择放弃帝国主义很大程度是因为他们独特的身份”i。以约翰?霍布斯为代表的西方学者对明代中国在占据如此之大的优势（相比同时代的西方而言）时却未像后来的西方那样进行扩张与殖民感到惊讶，而我们国人无论在当时还是现在却觉得理所应当。 　　一、中国文明型国家的奠定 　　在全球文明史中中国算是独树一帜。单就其文明而言，时间跨度长且至今未曾中断，承载实体庞大（幅员辽阔，民众众多），便自成中心、自成系统。费正清在评价1972年尼克松访华时，费正清写道：“事实上，到北京一游的魅力之一，就在于它仍是另一个世界的中心，它根本不关心道?琼斯指数、裙子的底边、年度冠军棒球联赛或下届总统大选”ii。我们习惯称中国传统文明为儒家文化，在这中心辐射范围内便形成所谓的儒家文化圈，也即东亚文化圈。帝制中国秉承这一文明，无论在这一文化圈内或之外，同其他政权或群体交往时都表现出一种卓尔不群却又令人觉得莫名其妙的姿态。 　　要理解这些历史现象当从中国本身的独特历史着手——中国更多的是以文明立国，可称为文明型国家，这与西方近代民族国家不同。我国学者钱穆言“故民族与国家者，皆人类文化之产物也”iii。 　　公元前11世纪晚期，活动于今天的甘肃、陕西一带的周族终结了商族的霸主地位与政权，建立新的王权。与此同时周王统治的版图空前的扩大，但技术手段的滞后限制了王权的发挥，周王对于地方的控制只能通过意识形态上的一致来达成。周公姬旦根据周族自身的一些传统和商代的经验并加以损益在全国推行宗法封建制度，制定种种礼制来维系着周天子的威严与政权，而这些服务于政治目的的手段中即蕴含着中国的文明根底。周王所在或能控制的地区成了“中国”或华夏之地；周公时代确定的礼制此时逐渐形成一种生活方式、文明，成为区分华夏民族与非华夏民族的一种标准，用来塑造华夏民族身份。“中国”一词此时开始频繁的出现在人们的言论中（主要是贵族与知识阶层），此时中国有了民众与地域实体。因此讲中国是以文化立国毫不夸张与过分。 　　进入帝制中国时代，秦始皇与汉高祖遇到当年周公同样遇到的问题——如何才能保证地方对中央的绝对服从，如何维持统一政权统治的长治久安——相比之下秦始皇比周公遇到的难题更大——国家统治疆域较之西周远为辽阔。虽然秦始皇和他的助手以及其先辈制定并实行一套严密的帝国官僚体制，但如何保证这些官僚能团结一致并效忠于皇帝仍是个问题。不可否认私人利益与欲望的绝对存在，但首要的不是肯定私欲而是如何才能促进官僚个体对中央政权也即由皇帝代表的国家的利益认可。这种国家的利益实质就是政权稳定的统治秩序，对于其认可与维护就需创建一种为大家所接受的意识形态。汉武帝打下最坚实的基础——在他统治时期内，把儒家思想与学术提升为正统地位，作为帝国对外宣称的唯一指导思想。 　　观诸日后的中国历史多轮回于秩序的破坏、重建与维持，而对外关系的出发点往往是国内的秩序稳定。鉴于维护国内秩序的重要性与高难度，对外扩张就放在帝国统治者日程安排的后面。作为文明型国家，主张以文化优势教化四方，以道德的感召力促使周边异族自动归化或受中原政权的羁縻。即使对外用兵也多是出于维护国内秩序稳定方面的考虑：防御游牧军事力量的入侵；消灭第二个权力中心以期消灭吸引帝国内部尤其是边疆地区叛乱的诱因。典型的当属刘邦在位初年对匈奴的大规模作战行动。当时匈奴的军事抄掠行动足以威胁国都的安全与农耕区的生产稳定；另外匈奴在草原形成另一权力中心，吸引帝国内部失意的地方权势人物，促进帝国政权的离心与分裂，这种情状在边疆地区尤为普遍iv。汉武帝系刘邦曾孙，帝国的第四代领导人，在其御宇的54年内最大争议就是对外用兵。个性因素与现实考量，促使汉武帝力主对匈奴进行打击和对西域进行开拓。对西域的开拓从史料记载中可以确切知道是对匈奴作战的辅助战略v。从中可以看出整个对外用兵出于积极防御的战略。鉴于该项战略持续过久，耗费大量国力且引发国内形势紧张与高压，甚至有动荡之象。对外积极策略受到文职官僚的绝大反对，种种原因致使刘彻晚年放弃对外积极政策。这一形势由昭、宣二帝延续，恰巧此时匈奴因天灾、人祸自行分裂，或内服刘汉政权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