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门16至19世纪中西文化交流的桥梁(上).doc

PAGE PAGE 1 澳门——16至19世纪中西文化交流的桥梁（上） 黄启臣 编者提按：无论对澳门的未来发展怎样定位，它在以往四个半世纪的中西方文化交流史中所具有的特殊地位，都应是举世公认，没有争议的。早在近代中国被动地实行五口通商差不多300年以前，澳门实际就已经开始担当了沟通中国和西方贸易的角色。毫无疑问，在中西方关系史上，中国最早和西方发生全面接触之地是澳门。虽然澳门在中西方经济交往关系中的地位由于后来诸多海岸城市的对外通商，特别是香港的迅速发展而被削弱，但它在文化交流史上的独特地位却从来没被动摇。就此而言，香港是无法和澳门相比的。所以，研究中西方交往关系的历史，研究中西方文化交流史及其未来的发展，实在不能不研究澳门。澳门以弹丸小城而独引世人瞩目，奥秘就在于此。《澳门——16至19世纪中西文化交流的桥梁》一文给我们展现了一个中西文化交流的历史画面。我们从中可以看到，不同民族商业贸易的交往必然伴随着文化的交流，而且后者实际上表现为一种更高层次上的异民族交往，其影响也更为深远。但文化交流也如经济交往一样，是互补和双向的，否则就不成其为交流了。当我们面对西方文化，学习西方文化之时，我们自己的文化也在为对方所学习和接受。重要的是这种学习和交流是有意识还是无意识，是主动还是被动进行的。所以尽管像伏尔泰那样伟大的哲人也曾呼吁过“全面华化”，但那只不过是一种对异民族文化的激情赞美，实际上并没有发生，也不可能发生。真正的文化交流应是一种不失自我地向他人学习的过程。如果理解了个中的道理，那么在未来的文化世纪中，我们就会更自信地进一步实践不同民族文化的交融，从而把中国传统文化重新引向辉煌。 中西文化交流源远流长。但近代史上全方位的中西文化交流，似应从15世纪中叶葡萄牙人租居澳门始。此后，中西方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渐渐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大规模频繁交往。本文旨在探索16世纪中叶至19世纪中叶(1553—1840年)以澳门为桥梁的中西文化交流。1 1 这里所说文化交流是狭义的文化，即通常所说的哲学、科学、技术、文学、艺术、语言、音乐、宗教等。 一、传教士是中西文化交流的沟通角色 贸易的航道同样是文化交流的通道。自从1553年，葡萄牙人进入和以后租居澳门之后，很快开辟了澳门——果阿——里斯本、澳门——马尼拉——墨西哥、澳门——长崎三条国际贸易航线进行全球性的大三角贸易。于是，葡萄牙、西班牙、荷兰等早期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商人纷纷来到澳门贸易经商，赢利发财。 与此同时，欧洲的传教士也随着商船纷至沓来地到中国进行传教活动，而宗教乃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早期西方国家传教士到中国传教，当然也构成了文化交流的一部分内容，而传教士亦扮演了沟通文化交流的角色，特别是耶稣会士和基督教(新教)的传教士更起到了突出的作用。 基督教三大教派传入中国的时间各不相同。在其尚未分裂之前，曾两次传至中国。第一次是唐代贞观九年(635年)，由基督教聂斯院脱派(Nestorians)主教、叙利亚人阿罗本(Olopen)传入新疆，唐朝人称之为景教，至会昌五年(845年)便销声匿迹了。第二次是元朝至元三十一年(1294年)，由罗马教廷方济各会修士约翰·孟特·高维诺(John Mont Govino)传入中国，并在北京、泉州等地建立教堂。当时蒙古人称之为“也里可温教”(Arcoum)。以后，第三次，则是分裂后的基督教三大教派中的天主教于明嘉靖三十一年(1552年)、东正教于清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和基督教(新教)于清嘉庆十二年(1807年)传入中国，并延续至近现代。 (一)耶稣会士率先经澳门入中国传教 16世纪中叶基督教分裂为三派后，为了挽救罗马教皇的危机，西班牙人依纳爵·罗耀拉(Ignatins de loyola)于1534年8月15日，在法国与西班牙贵族方济各·沙勿略(Francis Xavier)等七人组织了一个旨在向新航路经过的国家和地区寻求新教区的传教团体，名曰耶稣会(Jesuitas, Jesuit)。1540年9月27日，罗马教皇保罗三世颁布命令，正式批准耶稣会成立。次年的4月13日，任命罗耀拉为第一任总会长。他非常积极支持耶稣会传教士到东方传播天主教。时适葡萄牙国王约翰三世(John Ⅲ)向教皇申请委派传教士与新任果阿总督同行，于是教皇将此事委托于罗耀拉。罗氏即派沙勿略为“教廷远东使节”随总督同去果阿。他于1541年7月由里斯本出发，次年5月6日到达果阿。1542年，沙勿略由果阿去马六甲，后又在日本逃犯安日禄(Anjiro)陪同下，于1549年8月15日到达日本沿海的鹿儿岛商埠。但当看到日本很多人信奉佛教时，他认为要在日本传教的法子就是先去“感化”中国人，因为中国是日本文化和思想的策源地。他回到果阿后，向葡萄牙国王提出到中国传教的计划，获得批准后，于1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