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战盛时的点点爱意.docxVIP

冷战盛时的点点爱意 作者：[美]约翰·厄普代克/孙仲旭译　　 　　赫鲁晓夫掌权时——或是说我们以为他在掌权时，我充当了一个月的文化使节，演奏班卓琴在两个超级大国间架梁搭桥，从而为避免核灭绝尽一份力。那是一九六四年的九到十月间，当时我们和苏联有一个文化交流计划。依我们的国务院之见，几乎每一个美国人，当他得意洋洋地走过被压迫的苏联民众面前时，他那轻松随意的言谈举止就是在为自由生活做一个活广告。而这之后，颠覆细胞就会像四月草坪上冒出的蒲公英那样，随之产生。所以，我的使命并不像表面看上去那么单纯，尽管如此，我仍是当仁不让地接受了。　　 　　我那幸福的家位于弗吉尼亚西部，在蓝岭山脉的左侧，跟西弗吉尼亚不是一回事，不过两地相距也不远。对我来说，首都华盛顿意味着大都市，当一封接一封的信函盖着政府的免费邮戳寄来时，我从未想到过要拒绝。越战前的美国政府在我心目中的形象高大美好。至于俄国，如今它无非是又一个搞得一团糟的自由企业制国家，但在那时就像是在月亮的阴暗面一样不可知。现在想起来，从巴黎起飞的苏联航班上有一股煮土豆味，那些空姐也长得膀阔腰圆的，像装得满满的衣服箱子。午夜时分飞机降落，我们就像落在了大海上，下边只有廖廖的一丁点儿灯火。　　 　　机场上的照明灯像旅馆里昏暗的床头灯，没法就着那亮看书。有一位年轻的士兵把一本破破烂烂的《花花公子》杂志翻得哗哗作响，那是排在我前面的一个红着脸的皮毛商妄图夹带进来的。共产主义下的生活如何如何，它给我的第一个印象，就是那个可怜的插页女郎细嫩的光身子在褐色灯光下反射出的光亮。那本杂志后来被没收了，但我实在不愿相信那个旅行推销员会因此被送进劳改营。他的颧骨处有一点儿亚洲人的特点——而不是像我们这里的俄裔，没有一点儿纯正的俄国血统了。国务院的那几个伙计拖我出了海关门，推进了一辆配有司机的豪华小车里，车上的气味不全是煮土豆味了，而是带有很浓的烟草味，那是另外一种天然产品。我爷爷的谷仓里以前一直有那种气味，即便是加工好了的烟叶被打了包卖掉以后，那气味还是缭绕不去。我——埃迪·切斯特，享有国际盛誉的班卓琴演奏家——明白自己将会喜欢上这里。　　 　　那时，通向莫斯科市内的公路上矗立着一块极大的宣传牌，上面画着列宁，他身体前倾，长着山羊胡须，正在不怀好意地咧嘴而笑。他伸出一个手指，向上指着不知什么东西，就像施洗者约翰指着我们看不到的耶稣那样。“我喜欢那个”，我的那位国务院主陪坐在活动座椅上对我说，“对着三十亿人说：‘去你的。’” 他叫巴德·耐文斯，大使馆的文化专员，后来的几个星期里，巴德与他那可爱的妻子莉比和我相处了不少时间。　　 　　对我来说，华盛顿的那些天就已经像是在冒险。我被短训了一番。有几个下午，我方的专家和几个苏联的逃亡者联合操练我，其中有一个曾做过克格勃的高官，大腹便便，挺招人喜欢的。他花了整整一下午的时间，陪我坐在一张皮桌子前，给我讲解该去什么样的馆子，该点什么样的菜，什么是熏鲟鱼，什么是皮罗什其馅饼，什么是蘑菇饼等等。他讲得流了口水，看他那样子，也不像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吃不饱饭。但是说到底，好吃比不过家乡菜啊，我对此深表同情。那些华盛顿人还非常喜欢开派对，每次培训结束后总是有招待会。有一次在招待会上，一个黑发矮个的姑娘走到了我面前，下午培训时间她管倒咖啡。她那对乳房够大够挺的，盛在一件蜜桃色无袖上衣里，好像是捧放在托盘里要供我享用。那件上衣已经被那乳房撑得不能算是件T恤衫了。　　 　　“先生，您可是我的偶像！”她对我说。这种话总是很中听，但她不该又说些败兴的话。“当然，还有厄尔·斯克鲁格斯，还有那个可爱的高个子艾伦·谢尔顿，他以前在‘弗吉尼亚男孩’演唱组里弹班卓琴。噢，他可真够可爱的！哎，您有没有听过麦克雷诺兹兄弟在杰克逊维尔跟一个叫鲍比·汤普森的男孩新录的唱片？他可是未来！他有种全新的风格——听听那旋律就知道了！《硬心肠》，《南部乡村舞会》。噢，我的天！”　　 　　“小姐，您知道我弹的不能算是真正的蓝草音乐。”我客气地告诉她，“厄尔嘛，他开始弹走音了，但是您绕不过他，他是个巨人；没错，唐·里诺也不相上下。不过，我最崇拜的还是彼得·西格，如果您非想知道的话。他和“织工”演唱组使五弦班卓琴在战后重新焕发生机，在他之前的舞曲乐队只不过把班卓琴变成了尤克里里而已。”　　 　　“若是您肯问问我的看法的话，我会说他土里土气，脑子迟钝，假模假式！”她不假思索冲口说道，带着过分强调的口气。我已经开始对此适应了。她那双热切的黑眼睛像被赶飞的马蝇一样，在我脸上瞄来瞄去的，“而且还是个背叛乡村的家伙！”　　 　　“这个嘛，”我说，“他是不会很快就能到‘大剧院’那儿演出的，不过，那些大学生们可对他迷得要命，他的弹法是绝对严肃的拔弦弹法——一点儿也不像老厄尔那样，有时候为了取悦听众，炫耀自己的弹法，我烦那个。小姐，您应该静静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