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定风波》2课件.ppt

苏轼的人格世界是极为丰富的，在其诗性精神之外，还有着富有道德理想与政治抱负，正道直行的传统士大夫的人文精神。因为苏轼从小研读经史，服膺儒学经世济民的政治理想，“奋厉有当世志”（苏辙《东坡先生墓志铭》），乐观进取，积极用世。 他的一生中，对国家的政治事务，不管其见解是否正确，总是敢于坚持自己的意见，“尽言无隐”（《杭州召还乞郡状》），“不顾身害”（宋孝宗《御制文集序》），直言敢谏，议论不随，不肯做圆滑的官僚，不盲从，不徇私，始终保持黑白分明、表里如一的精神。 在地方官任上，他也始终关心民间疾苦，努力兴利除弊。作为一个富于社会责任感的士大夫，他具有坚定执着的品格。在北宋中期多年的政治斗争和权力倾轧中，苏轼卓然自立，耿直敢言。他的侍妾朝云说他“一肚皮不合时宜”（费衮《梁溪漫志》），无论旧党还是新党上台，他都不讨好。但正是在这里，反映出他的为人品格的一个基本方面。 但这种正道直行的入世追求，因为“乌台诗案”死里逃生的惨痛经历以及紧随而来谪居黄州的生活，而有所调整。 王安石变法与“乌台诗案” 王安石变法是北宋政治生活的一件大事。 苏轼与欧阳修一样，对政治改革取比较温和的态度，所谓“法相因则事易成，事有渐则民不惊”（《辩试馆职策问札子》），表明他希望改革在不引起剧烈变动的条件下施行，并主要通过社会各阶层的自觉努力调整与道德完善来改变社会的衰败。因此，当王安石推行新法，从变更政治、经济制度入手实行改革时，他便与欧阳修等一大批文人一起站在反对新法的立场上，而卷入上层政治冲突。在王安石执政期间，苏轼主动要求外放，先通判杭州，后又做过密州、徐州、湖州等地知州。  熙宁九年（1076）王安石罢相，实际上已经表明新法因其自身缺陷和外部阻力而失败。而反对与赞成新法之争，此后更多地与统治阶层中的权力之争联系起来。在新法的推行过程中，由于官僚制度的腐朽和官员素质低劣等原因，曾产生了某些副作用。 苏轼与王安石的政见不同，因之他没有看到新法好的一面，而只看到新法施行过程中所产生的种种流弊，就以诗歌作为武器，尖锐地揭露了一些不良现象。苏轼在当时文名很大，这种诗歌流布四方，就成了守旧派反对新法的最有力的宣传品。在王安石当政的时期，这位杰出的政治家始终没有因为苏轼讽刺新法而对他进行过打击报复，但在王安石离职以后，变法派中的新进人物御史李定、舒亶（读为但）、何正臣等就群起陷害苏轼。元丰二年（1079）七月，当他移知湖州时，即以讪谤新政的罪名被逮至京，关在御史台的监狱里，这一起文字狱，就是著名的“乌台诗案”。 苏轼在牢房中受尽苦楚，自度必死，曾写下《狱中寄子由》这种近于遗书的作品，结二句云：“百岁神游定何处，桐乡知葬浙江西”，慨叹凄婉已有安排后事之意。 神宗皇帝对苏轼本无恶感，一些元老重臣又纷纷上书营救，已经退隐的王安石也出面说：“岂有圣世而杀才士者乎？”结果终于获得从轻发落，被贬为黄州团练副使（事详周紫芝《诗谳》及朋九万《东坡乌台诗案》）。苏轼于元丰三年（1080）二月到达黄州。苏轼在黄州的起居寓所是临皋（在黄州以南毗邻长江处），他又在黄州城东一块叫东坡的荒地上耕种自给，并修筑了一个叫雪堂的简陋之所，从此他就自号为东坡居士。 黄州谪居的精神淬炼： 苏轼谪居黄州时已有四十五岁，早过了不惑之年，不惑之年必有不惑之智。许多苏轼研究专家认为，苏轼真正读佛书识佛理，将儒释道三家思想兼容一体是从黄州时期开始的。具体而言，他是以儒为本，旁参佛老，淬砺磨炼自己的精神人格。 就儒而言，他秉承了先秦儒家的人文血脉，志于道，依于仁，既有奋厉进取、致君尧舜的兼济之志，又有安贫乐道、以乐处穷的坚毅精神，并将其化为自己生命精神的主旋律。 就道而言，他既吸收了道家任真适性的思想，追求天真淳厚的自然本性和不为物役不为世俗利害所羁绊所污染的清净境界，又吸取了道家齐物忘我的思想智慧，养成心游物外、安时处顺的超然达观的内在精神，这使他能清醒地面对政治上的大起大落，做到宠辱不惊，泰然处之。 就佛而言，他既养成了佛家的慈悲心，又吸取了随缘任运的禅宗智慧，求虚静，破执着，了达无碍，顺乎自然。实际上，三家思想互有相通之处，如佛家之慈悲与儒家之仁爱，佛家与道家皆鄙弃功名，追求静达以得大自在等思想，很难截然分开。而且苏轼在吸收和表现这些思想智慧时，也往往融会在一起。 如《前赤壁赋》中的一段精彩的议论： 客亦知夫水与月乎？逝者如斯，而未尝往也；盈虚者如彼，而卒莫消长也。盖将自其变者而观之，则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变者而观之，则物与我皆无尽也，而又何羡乎！ “逝者如斯”，语出《论语·子罕》 “盖将自其变者而观之”等语， 语出《庄子·内篇·徳充符》云：“自其易者视之，肝胆楚越也；自其同者视之，万物皆一也。” 僧肇《物不迁论》云：“不迁，故虽往而常静，不住，故虽静而常往。”董其昌《画禅室随笔》卷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