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吉羊与大吉祥.docVIP

大吉羊与大吉祥 杨泓 　　在中国古代文物中，有许多以羊为造型元素的艺术品。羊的造型常蕴含着古代游牧文明和农耕文明的深刻内涵，以及吉祥的象征意味，值得人们探索与品鉴。 　　游牧与农耕文明的交集载体 　　一队金羊和银羊，相向行进，头上的大角向后弯曲，闪烁着金银光泽的身躯肥腴壮美，分外富丽——这种装饰华美的西戎贵族礼仪性木车的原大复制模型，正在北京大学赛克勒考古与艺术博物馆“秦与戎：秦文化与西戎文化十年考古成果展”中展出。同时展出的大角羊题材的黄金装饰品，还有精巧的黄金带饰——两个吻部相接的大角羊头，构成方形带饰。也有的金带饰选用了古代草原民族喜用的猛虎噬羊的图案。 　　据研究者分析，这些黄金制品是秦人为西戎贵族制作的，显示了秦与西戎文化的联系，所选用的大角羊图像则是受到了北方草原文化因素的影响。除甘肃外，新疆、宁夏、内蒙古等省区，都有先秦时期的草原文化文物出土，也常以大角羊为装饰纹样。所饰羊纹形貌写实，造型生动，额头宽厚，双角粗壮有力，向后卷曲，神态倔强，充分显示出游牧民族草原文化浑朴粗犷的艺术风格。其中一些以卷角羊首造型的金饰，还有猛虎噬羊的鎏金铜带公式，直到汉代还很流行，在中原地区乃至岭南地区的西汉墓中常有出土，如在广州的南越王墓的主棺室里，就出土有8片饰有两相背向的大角羊头纹图像的杏形金叶，出土时分布在玉衣的头套上。 　　不仅古代的草原文化文物常喜好装饰以羊为原型的图纹，农耕文化文物中也有大量以羊为原型的艺术品，因为当羊被驯化成家羊以后，便成为人们主要畜养的家畜。中华古代养羊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史前时期，至迟在仰韶文化时期的遗址中，已经发掘到人工饲养的山羊的遗骨。人工畜养的绵羊，可能由已经灭绝的赤羊或现在还存在的盘羊驯化而来。约在距今一万年前的西亚地区，已经开始饲养绵羊，后传入中国，大约在距今5600—5000年时，家养的绵羊出现在甘肃和青海一带。史前的艺术家，通过观察写生，不断创作出造型生动的陶羊塑像。其中最令人赞叹的作品，出土于湖北省天门市石河镇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之中，是一些小型陶塑，塑得小头肥体，双角下卷，形体特征突出，显示出远古陶艺的古朴风貌。 　　历史迈入青铜时代以后，羊被列为“六畜”之一。在周朝，隆重的祭典中，羊是仅次于牛的祭品。当时必须按规定按级别进行祭祀：诸侯之祭，以牛排在诸牲之首，称“太牢”；大夫之祭，以羊为诸牲之首，称“少牢”；士之祭，牲猪，称“馈食”。在大规模的祭祀活动中，同样也是以牛为首，羊次之，猪再次之。在《周礼·夏官》记述的官职中，还有“羊人”，职责是“掌羊牲”。各地发现的周代祭祀遗址，常可以在祭祀坑中发现完整的羊骨，如对河南洛阳中州东路北的西周时期祭祀坑遗迹发掘中，以及再次对山西侯马东周时期祭祀坑的发掘中，都可以看到当时是用整头全羊进行祭祀，然后再埋于祭祀坑中的遗迹。在侯马清理的44座埋有牺牲的祭祀坑中，以羊为牲的多达35座，其中有26座用的是全羊，羊的姿态呈蹲坐状或侧伏状，昂首向上，四蹄捆扎在一起。 　　瑞兽与“羊祸”的双重寓意 　　到了汉代，由于对“羊”字的释义，人们进一步认为羊是代表“吉祥”的瑞兽。 　　据东汉许慎所著《说文》：“羊，祥也。”由于“羊”“祥”同义，“吉羊”即“吉祥”，所以那时人们习惯将“大吉羊”的吉语刻铸在器物上，配以羊纹图像，以求生活吉祥、事事如意。当时人们不仅生活中为求吉祥，会在日常使用的铜器上铸刻“吉羊”铭文和羊形图案，死后为求安详，也会在建造坟墓时，将羊头图像安置在门额中央，如河南洛阳烧沟汉壁画墓的墓门就塑有正视的羊头，一双大角左右下卷，构图规整；羊头下侧绘神虎食女魃壁画，用以求安详和驱邪祟。 　　同时，羊也是家庭财富的象征。家庭越富裕，自然畜养的家畜家禽也就越多。汉代人事死如事生，为模拟生时家中畜养的羊，就在墓葬里随葬陶塑的羊模型。这种肖形的陶羊，在西汉和东汉时的坟墓中都有出土，一般人的墓里放置的数量不多，但是在皇帝陵墓的从葬坑中，放置有成群的陶羊，如西汉景帝的陵墓——阳陵的一些从葬坑已经发掘，可以看到成群的陶羊，从形貌可以分出绵羊和山羊，而且各有雌雄之分，造型真实生动。有些汉魏时期的墓葬，不放置陶羊而是在壁画中绘出牧羊的画面，同样是显示墓主人拥有财富的象征。甘肃地区的魏晋时期砖墓中，就常绘有牧羊的图像，因为都是画在一块砖的砖面上，画幅很小，所以线条简练，别具情趣，富有地域特色。 　　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古人对羊的看法也不例外，并不完全将它视为吉祥和财富的象征，也有反面的说法。在历代史书的《五行志》中不乏关于“羊祸”的记述，“志异小说”中常有“羊成精怪”祸害人的故事，也有“鬼变羊”的故事，见于《搜神记》：南阳宗定伯，年少时夜行逢鬼，鬼问定伯是谁？他骗鬼说：我亦鬼，于是人鬼同行。宗定伯问：鬼何所畏忌？鬼说：唯不喜人唾。在到达共同目的地宛市时，宗定伯捉住了鬼，无处可逃的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