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潮州音乐 澄海职业技术学校 许少歆 一、分布区域 发源于潮州市，流行于粤东、闽南、广州、上海、台湾、香港、澳门各地以及泰国、新加坡、马来西亚等东南亚各国和世界潮人聚居的地方。 二、历史渊源 潮州音乐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其形成的具体年代，据目前一些研究成果表明：它的源可以追溯到唐、宋年代，其成熟、发展期可追溯到明、清年代。 1、唐代是我国历史上经济、文化较为昌盛的时期，中原文化的发展势必给潮州民间音乐的形成和发展带来了深刻影响。 唐玄宗开元年间，全国十大州府兴建开元寺，潮州开元寺就是其中之一。随着潮州开元寺的兴建，进一步沟通了中原文化的传入，唐代的燕乐、法乐流入潮州，必然对潮州民间音乐的形成起着巨大的作用。 此外，唐代很多朝官左迁贬谪来潮，他们为潮州带来了不少外来音乐文化。明·廖用贤《尚友录》卷四记载：隋协律郎（即最高音乐官）陈政晚年，于唐初入闽垦殖，其子陈元光精通音乐，因平盗有功，官封漳州镇抚，素以“乐、武治化”潮、泉二州著称。唐宪宗元和年间，韩愈受贬来潮，他本人酷爱音乐，更有其侄韩湘也精通音律，多才多艺，他们在潮州时间虽短而影响殊大。 可见唐时中原音乐文化对潮州民间音乐的重要影响。《韩昌黎文集》中对有关唐代潮州民间祭神情况是这样描写：“吹击管鼓，侑香洁也”；“侑以音声，以谢神贶”；“躬斋洗，奏音声”。此可见当时在中原文化影响下潮州民间的音乐活动之一斑。 2、宋代中原的文化广泛传入，促使潮州音乐文化更加繁荣。 入宋以后，中原文化进一步南移，特别是宋室南渡之后，中原的衣冠、文物、音乐、民间的习俗等大量集粹于潮州，使潮州文化更为昌盛。例如当时民俗承袭中原古风，酬神祭祀、礼佛斋蘸、笙弦歌舞等活动在潮州民间蓬勃开展。 饶宗颐先生在海外搜集到的《永乐大典》十三萧“潮”字号“潮州府”残卷中“学校”部分详细记述了宋代潮州祭孔“大成乐”情况，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潮州的音乐活动。书中介绍：自宋以来，潮城孔庙每年于农历二月、八月上旬举行祭孔典礼，祭孔时奏一套完整的大成乐。所用乐器有编钟、编磬、琴（一弦至九弦共十张）、笙瑟、凤萧等。原来演奏“大成乐”时均由士子“执器登歌”，后因“岁月侵久，士失其传”，淳熙间（1174—1228年）改由民间乐工演奏。宋代潮州祭孔“大成乐”，其曲目之繁杂，演奏阵容之庞大，给予民间乐工的影响等，都充分表明中原音乐文化在潮州发展的规模及其对民间音乐的影响。同时，上述记载中还可以看到，当时潮州已有一支颇具规模的民间乐工队伍，且有相当演奏水平。 3、明、清时代是我国戏剧、音乐发展的全盛时期，中原音乐文化对潮州音乐的发展起着极大促进作用。 随着全国西秦、外江、正字、弋阳、昆腔诸多剧种及民间音乐传入潮州，大量的戏曲曲牌、吹奏乐牌子曲、锣鼓乐以及乐器、乐器演奏方法、演奏程式、演奏组合形式等入传，极大地丰富发展了潮州音乐。通过不断兼收并蓄，把远近、南北、雅俗的音乐因素汇集于一体，形成了今天这既具本地区独特艺术风格，又具有外来音乐文化痕迹的多姿多彩的民族民间音乐艺术。 近期，从对潮州音乐特有的二四谱、潮州二弦、潮乐乐律以及弦诗乐大套乐曲等的专题研究，发现它与古代中原盛行的乐器、乐律、乐曲有着密切承传关系。例如，基于对潮州弦诗乐特有的传谱——二四谱的分析，归结到与二四谱所表示的音位成对应关系的乐器即唐代流行的十三弦筝，二四谱可能是唐、宋时期伴唱弹词的筝谱。通过对潮州弦诗乐主奏乐器——潮州二弦的构造及其演奏姿势的考究，发现它与唐、宋时期的奚琴及其演奏姿势有着相近之处，从中看到了它们间的承传变革关系。运用现代技术对潮州弦乐音律进行精确的分音计算，把它与古代盛行的王朴律（五代人王朴总结出来的一种乐律，音乐史上称王朴律）进行比较，发现有很多共同点，显示了它们相互间存在的一定联系。又如对潮州弦诗乐大套乐曲的曲式结构和演奏程式进行研究，发现它保存着唐、宋大曲的遗风。特别在大套弦乐曲的演奏中，先慢板后快“催”，接“拷拍”连“三板催”（俗称“三催三拍”）的演奏程式与唐、宋大曲的“散序── 排遍──入破──虚催──实催──拍遍—杀──衮”的演奏程式基本类似。 潮州音乐中的潮州大锣鼓，系脱胎于清末正字戏的唱腔锣鼓音乐。据 民间艺人所传：清咸丰年间，潮州镇台衙门有一吹鼓手叫欧细奴，因他在地方具有一定势力，退役后被许多外地来潮州演出的戏班请为“押班”（维持演出秩序，保障戏班人身安全的职事），城里演戏他必在场坐阵，因此熟悉很多外来剧种的曲牌、牌子曲和锣鼓点。后来，他被民间锣鼓馆聘为锣鼓师傅，为了使锣鼓馆在演奏上有所突破，他试把正字戏一些剧目的成套的曲牌（包括唱词）、牌子曲连同锣鼓点连缀起来传习民间。流传下来便成了今天的潮州大锣鼓。 又如，潮州细乐这一乐种，相传是清末民初，潮州民间乐师洪沛臣（1866—1916）所传。洪平素酷爱音乐，因经常外出经商，到过全国及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