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舍《四世同堂》.docVIP

论老舍小说中“市民世界”的人物形象构成 ——以《四世同堂》为例 “一粒沙中一世界”，普普通通的市民是社会最广泛最真实最鲜活的一个阶层，他们有自己的生活方式，有自己的道德准则，在他们的背后是特定的文化在支撑着，透过一粒沙来审视这个世界，这正是老舍剖析社会独特的角度。 老舍用众多小说构筑的“市民世界”，囊括了现代市民阶层的几乎所有方面，读老舍的书如同读一本市民阶层的百科全书，许多的小人物贯穿其中，即使是次要人物也有其非常形象的速写。这与《红楼梦》有异曲同工之妙，作者将众多人物编织成网状结构，一环扣一环，每个小人物的故事都是完整的，又都有各自的深刻意义。 《四世同堂》是老舍一部以抗战为题材的长篇大作，被称为是用民族的血和作者的泪写成的的一部“痛史”和“恨史”，透过北平沦陷区的一个羊圈小胡同来照见整个国家和民族的兴衰沉浮。老舍用敏锐的眼光剖析小羊圈胡同不同文化层次的人群，对国民性弱点进行审视和批判，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诊断。 不同的文化影响下自然形成了不同类型的市民，老舍的市民世界中，主要有老派市民，正派市民，新派市民以及城市贫民四种人物形象。《四世同堂》的情景是北平的一个小胡同，但是却描写了十几户家庭、近百个人物，而这些人物正是老舍最典型四类市民形象的集合。 一：老派市民：集中体现传统文化 中华民族创造了悠久古远，夺目光辉的文化，传统文化一直是我们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的丰富源泉，因此，它在中国人的心中根深蒂固，直接的或间接的影响中国人的一言一行。在《四世同堂》中，老舍一再的提到北平深远的文化，严肃又静穆的天安门，真正的“铺店”，而这些在老派市民心中可以说是永恒的存在，是亘古不变的，他们身上集中体现了市民文化的“精髓”。 《四世同堂》中的祁老人便是最典型的老派市民，祁老人是封建大家庭的长者，是四世同堂的老太爷，也是儒家封建伦理道德的代表，他的一言一行都折射出传统文化对他深深的影响。而家族文化是中华传统文化的核心，在祁老人的心里，他的大家庭才是最实在的，国家的灭亡对他来说很遥远，祁老人说只要家里准备够三个月的粮食便可以够躲过战争，他管不了国家大事，但是却一定要守住“家”。因此，为了家的完整，他不去责骂瑞丰的没出息，不去想日本人的残酷恶行，甚至在亡国之际，他还想着过九十大寿，这都是传统礼数在作怪，也是北平文化的内涵，无论在何时他们都不会忘记孔夫子教的那一套，他们被封建思想所禁锢，始终摆脱不了它的束缚。 中国传统文化中“和”以及“忍”的思想更是残害了许多中国人，这的确是传统美德，但是到了老派市民身上，这就变成了一种愚昧无知和固执。祁老人总是抱着息事宁人的心态，在他心里，日本人应该是和他抱着一样态度的，因此他采取逆来顺受，委曲求全的态度，甚至是逃避一切对自己有不利影响的，当好友钱默吟先生被日本人残害后，他竟害怕受牵连而不敢去看望！他的胆怯，他的软弱正是许多国民的共同劣性，这是一种令人痛恨又令人悲悯的奴性！ 让人欣慰的是，这些顽固而谦卑的老派市民在真正意识到民族与个人是紧密相连后，也开始反抗，变得不甘屈服，但是这又是短暂的。在日本投降的消息传来时，祁老人又忘记了这些，继续过着自己按部就班的日子，而传统文化依旧传承下来，并未动摇。 二：正派市民：吸取传统文化精华 老舍笔下的正派市民是一个理想的市民形象，他有着和墨家一样的行侠仗义的文化品格，他敢于反抗，敢于革命，敢于面对！摆脱传统文化的束缚，而在国难之时全身而出，能够做到真正的“忠”。 在《四世同堂》中，钱默吟和祁瑞全是典型的正派市民形象，但是两者又有所不同。先从诗人钱默吟说起,他本来是一个纯粹的旧知识分子，平时“闭门饮酒浇花”，几乎不和邻居打交道，和外界没有太多的联系。而抗战使他找回了自我，尤其是二儿子仲石殉国后，他自己的思想有了巨大的转变，他不躲避，他说：“我只能临危不惧，儿子死了，我怎么陪着，我会高声的告诉他们，杀你们的是钱仲石，我的儿子！”这句话是让我十分敬佩的，他在被捕时的那份坦然与不屈让我看到民族的希望。 他在监狱里，面对严刑拷打坚贞不屈，竟能坚持爬会家中，出狱后，他向人民宣传杀敌救国的思想。他由一个地道的中国隐士变成了战士，他潜在的民族力量爆发了，当自己的家庭和国家联系在一起时，他便舍身取义，为抗战奉献自己的力量，这是来自传统的“气节”激励了他，他明白了“失去国，焉有家？”的道理。 而相比钱默吟，祁瑞全是一个新型的热血青年，他冲动但是他敢为，他年轻而富有激情，思想先进且富有情义。在北平陷落后，他毫不犹豫，毅然中断学业，逃出北平去奔赴国难，后来他顺利的执行组织交给他的任务，解救了别人。他与钱默吟不同的是，瑞全是毅然选择离开家而去救国，他比钱先生觉醒的更早，他明白忘了家才能记住国。自古以来，家与国的矛盾在战争时最为突出，而瑞全是“把中国几千年来视为最神圣的家庭，只当作一种生活